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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正义是情理法思想发展目标

发布时间:2021-11-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历史法学派巨擘萨维尼指出,每个民族的法律并非单纯出于主权者的意志决断,而是来源于每个民族在历史中滋长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流淌于共同体的意识和习俗之中,潜存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于中国法律而言,这种传统主要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政治文化秩序,其中,以情理法裁判思想尤为突出。但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业已发生剧变,中国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中国的法律也从中华法系变更为社会主义法系。由此,传统的情理法思想何去何从,引发了唯西方主义和唯传统主义两种观点的争论。但是,这两种观点各有缺陷。我们应提倡第三种发展路径:以诠释的态度看待情理法裁判模式,将其作为一种指导性原则,探寻法律背后所包含的中国特有传统意蕴。

  发展传统情理法思想存在两种极端观点

  情理法作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核心理念,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早在清末民初,瞿同祖就曾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谈及传统司法中的情理问题,范忠信等在《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对情理法的内涵和关系作了进一步探索。由此,学界开始对情理法的概念内涵及其实践功能展开了持续关注。如张晋藩、霍存福等将情理法视为一种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性状与追寻,并指出“执法原情,法情并重”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独有传统;黄宗智、何勤华等在对清代《刑案汇览》《驳案新编》以及地方档案等判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情理的内涵及运用,指出情理、成案、习惯法等均是执法者判案的重要依据。

  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情理法思想,目前存在两种不可取的极端做法。其一是唯西方主义、激进主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情理法裁判思想持批判、否弃态度。韦伯将中国传统司法模式称为实质非理性的“卡迪司法”,相比西方“形式且理性的”现代法律,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缺乏形式合理性,法官无法根据统一的法律标准达到同案同判。

  其二是唯传统主义、保守主义,对其抱残守缺,以传统为至善。《唐律疏议》中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为本,刑罚为用,无论对其具体对象作怎样区分和扩展,情和理都应该具有与法类似的规范意义。《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提及,“法意、人情实同一体”,无论天理、国法、人情都是作为民意的权威表达,是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因此,良好的裁决必须做到情理法兼顾,方能通行无弊。当代社会的司法也应当完全追求这种以形而上的天理为指导的情理平衡,实现综合性正义。

  不论是唯西方主义还是唯传统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极端态度。前者是对传统情理法思想的全盘否定,后者是对传统情理法思想的全盘接纳,两者都没有对传统采取一种合理的扬弃和辩证态度,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唯此才能在传统司法的延续中开陈出新。

  作为方法的情理法优于作为对象的情理法

  要对传统情理法提出合理发展路径,我们需要对传统情理法思想采取一种辩证的分析方式,对其做一定的分类或类型化处理,才能深入其内部做客观、理性的理论剖析。情理法作为一种古代的裁判模式,在寻求新的理论出路上应当参照当前关于司法裁判模式的两种发展路径。尝试用分析当下裁判模式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目前存在对裁判模式改进的两种方向,一种是把裁判作为对象,一种是把裁判作为方法。运用到情理法裁判模式上,前者是把情理法裁判模式作为一种改造对象,后者是把情理法作为一种方法纳入整体裁判模式之中,以期赋予裁判“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由此,我们将传统情理法裁判思想分为作为对象的情理法和作为方法的情理法。

  作为对象的情理法就是上述两种极端做法所采取的研究进路,也即将情理法思想视为一种被动的对象,一种等待被改造或者直接拿来用的工具。而作为方法的情理法则是将传统的情理法看作一种内含积极的、方法论意义的裁判理念,虽然这种理念所依赖的传统法系制度已经消失,但它包含的裁判方法仍旧可以借助现代法律制度发挥其探寻正义的功能。

  申言之,将传统情理法思想作为一种裁判方法,其核心并不在于一定要遵循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礼法不分,将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追求一种所谓的直觉正义、朦胧正义。将传统情理法思想作为裁判方法的正确内涵是:司法裁判应当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正义应当以伦理正义为目标。

  传统情理法思想的第三种发展路径

  上述作为方法的过程就是林毓生所提倡的理论,也即传统情理法思想的第三种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反对激进和极端,任何社会的进步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完全抛弃传统,传统理论和现代理论从来都是一套连续的有机体,辩证而统一。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仅仅满足于理论提倡,则仍旧显得抽象且于事无补,因为它无法给予法官在司法裁判中以具体的操作原则和方法。

  第一步应当是打破很多学者对情理法思想所秉持的标准观,转而对情理法思想采取一种诠释观。所谓标准观,就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严格划分“事实上的规则”与“规范上的规则”,把情理看成非实定性规则,进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历史、性格、文化,无法阐释中国司法的本质。诠释观要求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特别是在解释法律时,不应当满足于法律条文的字面内涵,而应探寻法律背后所包含的中国特有的传统意蕴。情理的体现和发掘依赖于法官面对法律时的诠释理念。

  第二步应当是将情理法思想作为一种指导原则,而非个案规则。如黄宗智以龙泉、巴县档案为依据,证实了清代州县官员都在“依法断案”,“地方法庭是常规和一贯地处理民事纠纷,而县官们事实上按照法律在审判案件”,“权利在理论上被否定但在实践中得到保护”。但传统的情理已无法直接为法官裁判提供个案参照,因此传统情理法发挥作用的正确方式并非是个案裁判,而应转变为原则裁判。

  由此可见,经由发展后的传统情理法思想不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对象,而是可以发挥积极正义功能的裁判方法和理念。它可以有效弥补立法所固有的滞后性和模糊性,敦促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不应死守法律条文和形式理性,而要深究法律所蕴含的情理关怀,融人情于法意,以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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