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家族不仅社会地位崇高，为世所公认的清华门第，而且其代表人物长期居于历代显位，把持朝政，无疑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权势门第。与当时众多的世家大族相比，琅邪王氏实现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高度统一。所谓“中古第一显赫门第”，琅邪王氏确实当之无愧。早在汉末，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已以门第自视，对非士族的寒门表示鄙视。魏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的门第进一步上升，并出现了王戎、王衍这样位列公卿的玄学名士化的高级官僚，为其家族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缘。

从琅邪王氏家族在东晋南朝社会地位演变的总体趋势看，东晋立国之际，由于王导、王敦积极联合南北士族共同扶持司马睿，使司马氏政权在江东地区得以延续。正由于他们在此过程发挥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司马睿正式称帝时，“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作为东晋的开国之主司马睿主动“命导升御床共坐”，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可见王导在当时的地位之显赫。王导之所以有如此地位，除了其个人的特殊地位外，还与其家族其他人物的活动密切相关，比如王敦长期掌控上流军事指挥权，其他王氏人物也多分掌要职，成为王导能够居中控制朝政的重要支撑，当时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并非虚言，这也就是典型的世族门阀政治的形态。就王导等人活动的客观效果而言，使得南北士族共同支持司马睿立国，在中原诸胡纷扰的背景下，北方流人在江东得以尽快安定，华夏文明在南方得以延续，从而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传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此，陈寅恪先生有高度的评价：“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王导诸人之活动，就其主观心态而言，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则不能不为其家族利益考虑。毛汉光先生曾分析指出：“若说王导完全出于爱护司马睿之心，毋宁说王导欲保家而以琅邪王司马睿做个招牌，这不但是王导一个人的想法，且是当时大部分侨姓及吴姓士族们的一般想法。”王导、王敦等人的活动，将其家族的权势地位推向了巅峰状态，诚如《晋书·王导传》史臣“赞”语中所说：“赫矣门族，重光斯盛”。不仅如此，王导等人的活动还奠定了其家族此后发展的基础，《梁书》卷二一传末“史臣曰”中有论云：“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汉，继有英哲。洎东晋王茂弘经纶江左，时人方之管仲。其后蝉冕交映，台衮相袭，勒名帝籍，庆流子孙，斯为盛族矣。”这里将王导作为其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东晋南朝琅邪王氏的优越门第及其社会地位的确立正在此，这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如此。

一般说来，东晋南朝时期，士族人物出仕进阶当然依靠其门第身份，高门子弟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但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其势力是否能够充分扩张，门第是否能够显赫，则与其家族人物之权势地位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家族门第与其子弟的现实作为是相辅相成的，优越的门第自然会给其子弟提供良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而杰出士族人物的现实功业则能提升其家族的地位。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的情况便很具典型性。士族门第虽具有一定的因袭性，士族子弟普遍以“清流”自居，甚至出现一些鄙视权势的任诞名士，但从士族门第的升降状况而言，则与其代表人物的实际仕宦情况密切相关，甚至同一家族不同房支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社会地位的高下差别。因此，就总体而言，当时的士族社会对于现实权势颇为关注和热衷，这是士族子弟振兴家业、传扬家声的应尽职责。这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这样昔日的权势门第而言，其子弟的愿望自然更为强烈。

就琅邪王氏各房支的情况看，东晋以后，王导之孙王珣一房最为显贵，宋、齐以降“仍世台司，位望第一”，王导其他子孙房支也有一度“宰相国戚，亦相继于世”，而王氏其他房支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地位逐步下降，“已为乙族”，受到其他新兴门第的攻诘和嘲弄。因此，权势人物对于一个家族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就琅邪王氏这样的权势门第而言更是如此，前述王导、王敦在东晋之初建功立业的情况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毛汉光先生曾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人物的从政行为分为三种类型，即无为型、积极型和因循型。其中王导、王敦等为积极型的杰出代表，他以为王导面对现实政局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与古今任何宰辅相较毫无逊色。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种措施，皆基于儒家的政治理论。王导的作风被南朝士族子弟们所效法，虽然模仿他的人只学到一部分，且在实行时远不如王导积极，但王导似乎已替士族子弟们树立了一种政治行为的典范。”士族门第形成后，当然会出现一些因循保守的人物，但对于某一家族或某一房支而言，其地位的升降变化则有赖于其中代表人物的积极作为。王导等人正是在两晋之际历史转变的关头，知难而进，将家族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结合起来，作出了泽被万世的伟业，在其家族门风中铭刻下了积极进取的鲜明烙印，成为其子孙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在政权更迭频繁、王朝内部权力斗争激烈的东晋南朝时期，每到其家族发展的关头，总是有琅邪王氏子孙积极入世，参预现实权力运作，以使其家族始终处于政治的显要位置。东晋中后期，门阀社会逐渐发生内在变异，以致引起晋宋之际的王朝更迭，这不仅是刘氏与司马氏两个皇族地位的升降，而且直接关系到寒门取代高门士族社会而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深刻变化。这对高门士族社会而言，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一些传统士族因此失去了权势与地位，遭受重创，当然也有一些新的门第因此而上升、崛起，像琅邪王氏这样的老牌家族，其代表人物则因缘附会，乘势而起，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为其家族在刘宋王朝站稳脚跟，进而在整个南朝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宋社会政治史论》

王永平 著

ISBN：9787520387040

2021年8月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围绕东晋、刘宋时期，特别是两晋之际与晋宋之际社会政治局势演化及其重要政治事件、现象、思潮、重要军政家族及其代表人物的表现与影响等进行专题性考论。诸如针对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下皇权之表现，专题深人考察东晋立国过程中皇权之伸展及其相关政治冲突；专题考察东晋中期高级门阀式微过程中皇权“振作”之表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寒门势力的活动，特别是北府武人势力的兴起及末来皇权政治之趋向。针对晋宋变革与皇权政治回归，专题论述当时高门士族、北府武人、寒门势力等群体之表现，深人考察晋宋之际与各社会阶层、群体之政治关联，进而揭示刘宋皇权、寒门勋贵军政势力崛起过程中的内在分化、斗争及高门士族社会的境遇与表现等，论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政治势力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刘宋皇权之强化及其对政局演进的主导作用。

作者简介：王永平，男，1962年生，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中古社会历史与文化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汉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东晋南朝家族文化史论丛》（广陵书社2010年版）、《汉晋间社会阶层升降与历史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迁洛元魏皇族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晋宋社会文化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中古士人流迁与南北文化传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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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洛元魏皇族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

ISBN：9787520307734

2017年7月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围绕迀洛之元魏皇族与士族群体之思想文化、生活风尚、民族融合等相关领域展开系列性的专题研究。上编主要论述迀都洛阳之后北魏皇族宗室文化习尚之变化，其中涉及北魏孝文帝个人及其宗室群体的文雅化与元魏宗室集团生活作风之腐化及其在北朝后期之境遇等问题。中编则主要论述北魏迀洛之后及东魏北齐之际汉族士族文化风尚的变化，其中既有对相关文化家族的个案考察，也有对士族名士群体整体文化风尚变化的考述，从特定的视角深入揭示当时北方士族社会汲取南朝文化风尚之现象。下编则以墓志资料为中心，论述北朝后期士族社会妇女群体之相关文化风尚，涉及士族女性之接受教育及其“母教” 对士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士族女性之佛教信仰、士族女性与元魏皇族之汉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