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国名多歧

我国古代国名无定说，若干称号交错使用，如赤县、神州、海内、华夏、中夏，还称九州、九牧、九区、九域等（“九”非实数，指多数），更常以朝代作国名（如汉代称“汉”“大汉”，唐代称“唐国”“大唐”，宋代称“大宋”，明代称“大明”，清代称“清国”“大清”）。

此外，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意谓“丝国”；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约为“秦”的音译，又称“震旦”“脂那”等，为“支那”的异译。瓷器的英语作china，也是欧西常用的中国称呼，英、德、捷克等语皆将中国写作China。清末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在《出使四国日记》中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称‘采依纳’，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字之音译……”也可能是瓷器（china）的音译。

（二）“中国”以非正式国名出现

以“中国”为非正式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载汉武帝（前156—前87）派张骞（约前164—前114）出使西域：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当年并不多见。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宋不同于汉唐的是，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首次以“中国”作专论：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bsp;石介虽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宋以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己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三）“万国之一”的“中国”、民族国家义的“中国”

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出现的。

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兰西波旁王朝、瑞典等国在今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举行会议，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承认诸国领土、主权及国家独立。此为民族国家得以确认的开端，被誉为“影响世界的100件大事”之一。

远处东亚的清朝对发生在欧洲的重大事变全无所知，却因与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如俄罗斯）打交道，须以一正式国名与之相对应，“中国”便为首选。这种国际关系最先发生在清—俄之间。彼得一世（1672—1725）时的俄国遣哥萨克铁骑东扩，在黑龙江上游与康熙皇帝（1654—1722）时的清朝军队遭遇，争战后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俄方称《浧尔琴斯克条约》），条约开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与后文的“斡罗斯（即俄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相对应，康熙朝敕修《平定罗刹方略界碑文》，言及边界，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语，“中国”是与“鄂罗斯”（俄罗斯）对应的国名。

17世纪末叶清朝与俄罗斯建立条约关系还是个别事例，此后清政府仍在“华夷秩序”框架内处理外务，如乾隆皇帝（1711—1799）八十大寿时，与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的往还信函中，英王国书恭称“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多次称清方为“中国”，而乾隆皇帝复乔治三世书从未称己国为“中国”，通篇自命“天朝”。此种情形一直延及嘉庆皇帝（1760—1820）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来往文件中。可见，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朝野只有内华外夷的“天下”观、“天朝”观，没有权利平等的国家观、国际观。

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被近代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言及中方，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多种提法，而“中国”用例较多，如林则徐（1785—1850）所拟致英吉利国王的檄文说：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

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提法。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以“中国”对应“合众国”，以“中国民人”对应“合众国民人”。

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那种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骄的“中国者，天下之中”观念已日显其弊。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1860—1911）等力主扬弃中国为“天下之中”的妄见，但认为“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汪康年指出，用含义虽不确切，但已经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不乏其例，故“中国”之称不必革除。

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1900年9月24日，自强氏撰《独立论》，称“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后，此一句式广为使用，如1903年湖北留学生著文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此语1905年还写入《同盟会方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这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渐成国民共识。梁启超更作《少年中国说》，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新锐人士更多以“中国”作自国国名。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英文为China。自此，“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以“中国”为其简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等短语亦随之通用于世界。

“中国”一名，于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其词义屡有迁衍：由初义“京畿之地”“四夷之中”，演为“中原”“中土”，乃至近代成为“万邦之一”的正式国家称号。“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

《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

冯天瑜、聂长顺  著

ISBN:9787520377416

2021年8月

人是“语言动物”。词汇是表达文化意义的基本语言符号和基本单位。关键词（Keywords）蕴含某一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Key Concepts），构成人类精神网络的纽结。透过关键词这扇“窗口”，可以进入文化时空，品味具象深处的意义。本书撷取三十个关键词，依生成机制，分为古典引申、语义假借、借形变义、新名创制、侨词来归、名实错位六大类，在古今东西的时空坐标上，追索其概念的生成、演变历程，诚如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历史文化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从事中国文化史、湖北地方史、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新语探源》《“封建”考论》《张之洞评传》《辛亥首义史》等。相关著作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汤用彤学术奖。

冯天瑜著作推荐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

ISBN：9787516133170

2017年8月

关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动力问题，学界有两大流行说：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和内因论的“中国本位”模式。本书超越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将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问题置于古今中西的历史坐标系中，注重内因与外力的辩证统一，着眼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以专题研究的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具体探究了明中叶至清末民初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动力源泉和内在机制，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复杂过程和历史逻辑。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ISBN：9787500491019

2010年10月

在张之洞的全部洋务活动中，实业建设是重要的部分。他所主持兴建的京汉铁路是中国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干线，汉阳铁厂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湖北兵工厂是清末民初最大的军械工厂，布纱丝麻四局是华中最大的纺织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张氏看作中国近代工业，尤其是近代重工业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