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是“幽人”，而且是“达士”。

苏轼的思想很复杂，实际上，这也是他思想活跃、通达的表现。他在政治上以儒家理论为正宗，力诋异端，对道家思想也持批判态度：“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东坡奏议集》卷一《议学校贡举状》）他认为，道家那种“万物齐一”的学说，不仅大而无当，而且会侵蚀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正因为他在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本，所以，他关心苍生，与民同忧，“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他重视气节，铁骨铮铮，“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他对道家清静无为的统治术倒是很赞赏，但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则是更多地向老庄寻求精神支柱。他在《韩魏公醉白堂记》中称赞韩琦说：“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船。”（《东坡集》卷三十二）尤其是在生死观上，苏轼与老庄有强烈的共鸣，“古今如梦”的唱叹在其诗文中时时可闻，齐物我、一死生成为他对付忧生患死的良方。其《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云：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三国时的祢衡，因“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为曹操所不容，并终被刘表手下的江夏太守黄祖所杀，他写的《鹦鹉赋》在其死后被埋在江边的沙洲里，该洲因而得名鹦鹉洲。苏轼登上黄鹤楼，放眼鹦鹉洲，但见萧萧芦苇，瑟瑟荻花，而不见狂放、简傲的祢衡。不唯如此，当初迫害祢衡的曹操、黄祖，虽为盖世之雄，势焰熏天，也早已化为一抔黄土，烟散云消。苏轼认为，作为一介书生，不必与权霸争高下，因为一切都终将如江水东逝，不可能长在。在这里，诗人能够目空世事，粪土王侯，就是由于他能等齐死生，超然物外。

苏轼之“达”又不完全同于庄子。他并不固守死的虚幻，而肯定生的价值，承认人的各种情感和追求的合理存在。换言之，他既不忧惧死，又不轻视生，在死与生两方面都表现出豁达、通脱。在上面这首词中，诗人远眺滚滚西来的汉水、长江，俯视楼下碧如葡萄的汉水，浮想联翩。他透过长江的浪花，看到了岷山、峨眉的皑皑白雪，看到了故乡锦江的融融春色。诗人感叹，虽然朱寿昌仁而爱民，仕有政绩，自己则厌于宦海，倦而思归，但同为他乡游子，面对此种风物，岂能无动于衷，不畅叙情感？由此可见，生既足珍，死不可畏，是苏轼之“达”的特征。

再看他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诗人在天上与人间之中徘徊。面对清风明月，诗人飘飘欲仙，便想乘风归去，与滚滚红尘永诀。在《前赤壁赋》中，他表达了类似的感受。那晚，月出东山，水光接天，诗人“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但天上毕竟寂寞、清冷，高不胜寒，诗人又留恋起人世，“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的生命力的存在只能在人间，人间是一个舞台，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都可了在这里起舞弄影，显示自己的独特存在。但活着就不免有痛苦、烦恼，悲欢离合总是在人间一幕幕展开，怎么办？诗人又仰望青天，寄深情于婵娟，愿那亘古长在、普照山川的明月将所有的人联在一起。当最初诗人放弃琼楼玉宇，选择人间时，天上与人间是断裂的，当后来他在人间寄希望于明月时，天上与人间沟通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短暂有限，在精神上达到了永恒无限的境界。

“达”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死观。

“达”是对于死的解脱。当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死亡的挑战也随之而来。个体生命的一次性，不可逆性，震慑着每一个人。草木摇落，天高气清之时，他们悲秋，“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宋玉《九辨》）；东风送暖，莺啼燕飞之日，他们伤春，“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王安石诗）。而人世间的种种失意，又使他们对死神的脚步更加敏感。于是，他们寻找自卫的武器。他们深知，自己终将会被死神吞噬，但精神却不可以被对方打垮。他们希望在精神上战胜对方，超越对方。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人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而且丰富了自己的内涵，提高了自己的素质。“达”是古代文人的常规武器，甚至是法宝。“达人”能够正视死亡。他们不做怯弱的逃遁者，不回避关于死的话题，在诗文中，常常坦然、平静地谈论着死亡。这是在与他人交谈，与自己交谈，也是在与死神交谈。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在兰亭诗文、陶渊明诗文和苏轼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谈生论死是屡见的主题，且不说谈论的内容，这种谈论的行为就是一种“达”。“达人”更能够藐视死亡。他们往往以道家思想为依据，以万物归怀为理想，坚信万殊归于一理，死生实则等齐。死不是毁灭，而是回到自然万物这个母体。有了这样的信念，他们便可以视死亡若等闲。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自拟挽歌，大有与死神调侃的味道。挽歌称“死去何所道”，在他看来，死神都不值一提了。

“达”还是对于生的解放。对生的解放与对死的解脱是相互联系的。当人们生活在死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的时候，他们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神何时突然降临，其焦躁和痛苦，并不亚于等候死刑判决的罪犯。在这样的时候，是了无生活乐趣可言的。虽然此时死神没有到来，但它已经统治了生活，并且扭曲了生活。为了恢复生活的世界，就必须将死神驱逐出境，不允许它在这个世界肆虐。因此，对死的超越是对生的解放的前提。兰亭诗人、陶渊明、苏轼力图超越死亡，就是为了拥有生活这块热土。但是，消解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效果也有差别。一种方式是，压抑生命的冲动，降低生活的热情，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绝嗜去欲，如同行尸走肉。这是以提前进入死亡状态来泯灭生死的界限，从本质上说我，是对死神的屈膝。东晋诗人、苏轼这样的“达人”是不会选择这种方式的。他们重视自己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绝不肯以冰冷的生活去求得阴森死神的认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苟安。本欲“乘风归去”的苏轼，就是因为害怕“高处不胜寒”才拒绝了“琼楼玉宇”。他在人间仰望明月，也是因为这多情的“婵娟”给天下人以温馨和希望。他们认为，死后归于大化，返回自然，而大化自然蕴含着无限生机，它鲜活、生动，春意盎然。死后的世界既然这样，那么，生的世界也就应该有火，有热情，有种种生活的乐趣。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层次上，去求得生死无别。他们既消解了对于死的恐惧，又破除了对生的某些执迷。他们赞美生活，投入生活，享受生活。“达”，不仅是对于死的豁达，也是对于生的通达。在他们眼中，这也是比较彻底的“达”。

融合式中国审美

孙若风 著

ISBN：9787520391498

2022年2月

融合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也是中国审美的鲜明特征，由此决定了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气质。本书由上编“中国诗学与语言学的共同精 神”、中编“刘勰的创作论与六朝的书、画、乐论”、下编“逍遥世界——玄言诗：冲动与淡泊”构成，分别涉及“融合的表达”“融合的理念”“融合的人生”。今天的中国，融合的经济与融合的审美正相互推拥和激荡，深刻影响着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构建。希望本书的研究能提供历史的参照。

作者简介

孙若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 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岳西县人，高级记者，文学博士。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师，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 中共兰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司长。长期参 与国家文旅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出版个人专著《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主持完成全国哲社基金委托项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研究》，并参与其他相关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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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傅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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