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晚明”,一般系指嘉靖至明末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这一时期出现许多新的时代特点,占有特殊历史地位,很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

一、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

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起来讲,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晚明恰是转型的起点。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一个十分漫长、非常曲折的历史过程,而且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在转型启始之时,社会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一方面,封建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正在深化；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聚集,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强烈的变动。

这些新因素乃是转型启始的标志。它们主要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商品性农业、民营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国家货币实现银本位、白银流通量大增,全国市场网络形成,工商业城镇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有的学者反对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而主张使用“市场经济萌芽”或“早期工业化”的概念。其实这是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来概括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的。“市场经济”是从经济运行机制和交换、流通的层面,“早期工业化”是从手工业发展程度的层面,而“资本主义萌芽”则主要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表述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的。应该说,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在更高、更深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它是以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社会结构方面,由“本业”转向“末业”（工商业）者增多,城乡人口流动加快,自由雇佣劳动者队伍扩大,市民阶层出现。在政治方面,封建君主专制控制力减弱,超经济强制和封建宗法关系松弛,东林党、复社等近代政党雏形出现,公众领域扩展。在社会习俗方面,由崇尚节俭朴实转向崇尚消费和奢华。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早期启蒙思想,或出现近代思潮萌芽。

晚明中国并未落后于西方国家,无论从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还是从社会发展走向,都处于世界前列,是当时的世界强国。这令西方来华传教士艳羡不已。万历年间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记述道,当时中国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生产的棉花和棉布,“足够供应全世界”；生产的丝织品,不仅使“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钢铁冶炼和铸造业发达,“他们用熔化的铁,可以铸造出比我们更多的物品”；煤炭“采掘出来后,广泛运往全国各地,价钱很低,这表明煤很充足”；江西的瓷器,“不仅运到中国各地,而且还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受到那些“欣赏宴席上风雅的人们的珍爱”。

在当时世界市场上,中国商品最为丰富。它们被销往亚洲、欧洲、美洲各地,缓解了世界市场商品的短缺,促进了西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从万历至崇祯,通过贸易输入的银元超过一亿元以上,使中国货币经济进一步繁荣。

二、晚明的进步社会思潮

晚明经济、社会、政治、习俗的新变化对社会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社会开始起步转型相呼应,思想文化也开始出现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思想转型的迹象。这种转型初始阶段的进步思想潮流,可以称为早期启蒙思潮,或近代思想萌芽。所谓“启蒙”,包含两层基本要素,一是与传统儒学思想有所不同,对传统儒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原则进行批驳；二是提出一些具有近代思想因素的命题。

晚明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由早期人文主义思潮和实学思潮所组成。晚明的人文主义思潮由阳明心学中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成,以王艮、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人为代表,强调人的自心自性的醒悟,宣扬离经叛道,要求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要求行为自由；鼓吹人欲、私欲,要求物质利益；肯定心性无别,要求贵贱平等。李贽一派的思想具有一定规模的代表性,引起众多人乃至平民百姓的共鸣。这种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作品以及空前繁茂的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中的优秀之作,如《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都宣扬了反封建礼法、追求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

晚明及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构成和理论观点比较复杂。实学思潮的倡导者,有的只停留在经世致用的层面；另外一些人,如王廷相、黄绾、赵南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则在对心性空谈的批判中,在对晚明社会弊病的探寻中,在对国计民生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一些超越儒学传统观念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新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在政治思想上,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张众人共治、民众是天下的主体,要求对君权和政府权力加强舆论监督和制约,认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在经济思想上,抛弃流传久远的“重本抑末”论,提出“工商皆本”的革命性命题,为工商业发展制造舆论,为从事工商业者改变社会地位辩护。稍早的丘浚还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这些进步思想都成为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晚明的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

完整地讲,明代政治既有积极力量,又有腐败力量,二者并存,此消彼长。明前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明中后期持续不断的改革和党社运动、市民运动等,都是积极政治力量,它们在与腐败力量的斗争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进入明中后期以后,政治腐败日渐突出,贪贿公行,官风败坏；荒淫怠政,玩忽职守,党争不息,纪纲不振；兼并土地,转嫁赋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民不堪命。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

政治腐败日趋严重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两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大大刺激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于是他们便凭借政治权力和地位,通过贪污受贿和兼并欺隐、搜刮钱财,以满足其奢华生活的需要。他们只知吞噬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而不愿承担稳定社会的责任。这样,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腐败日益加重,形成鲜明的反差,构成一幅极不谐调的历史画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关系和市场法则也凶猛地扩展到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一切以金钱买卖关系为准则。封建统治阶级抵挡不住金钱、商品关系的侵袭,便大肆搜刮起来。嘉靖皇帝只要大臣为他修仙服务,而“不怪人要钱,贪夫从而和之”。臭名昭著的卖官宰相严嵩父子,有“钱痨”之称。万历皇帝“酒、色、财、气”俱全,滥派矿监税使到全国暴敛金银财宝。天启皇帝昏庸无能,阉党乱政。“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于是贪贿、兼并、奢靡之风便在士大夫和官绅间弥漫开来。

第二,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整治、消除本阶级的腐败,没有能力从根本上约束、扼制本阶级的贪欲。张居正改革是明中后期一次规模最大、力度最强、触动最深的改革,其目的就是整治腐败。但是他死后,反改革腐朽势力把持朝政,改革遭到破坏,特别是整顿吏治的成果付之东流,此后直至明亡的半个世纪中再也没有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这标志着明朝封建统治集团已经丧失自我调控能力,自万历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已成不可阻止之势,社会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统治阶级分崩离析,再加上对天灾丧失抵抗能力,终于导致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明朝的灭亡。史家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中期以后,已出现“崩解之势”,是符合实际的。

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它并没有能够巩固胜利成果。紧接着,清朝乘机而入,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征服战争。政治腐败及由其酿成的明末社会大动荡以及清初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明中后期形成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良好势头受到巨大打击和挫折。这个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明代社会研究》

张显清 著

ISBN：9787516173473

2015年12月

      本书辑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张显清研究员在明代社会研究方面的论文，共计20篇。这些专题文章涉及明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晚期社会转型等领域，从诸多侧面展示了明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特征。

作者简介

张显清 1937年生，原籍河北省兴隆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师从吴晗先生学习明史。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院科研局史学片学术秘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为明史，学术代表作主要有《严嵩传》、《孙奇逢评传》、《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副主编）、《明代政治史》（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主编）和《张显清文集》等。

张显清著作推荐

《祸国宰相严嵩》

ISBN：9787500466543

2014年1月修订重印

内容简介：明朝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在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外一处墓地的草舍里，寄栖着一位八十七岁的老人。他在饥饿、病痛、哀怨的沉重袭击下，悄然离开人世。既没有人前来吊唁，也没有棺木殡葬。这死者便是曾做过二十年宰相、削官归乡的严嵩。昔日的严嵩“贵极人臣，富甲天下”，但结局却这样悲惨凄凉。原因何在？答案是贪婪害了他。贪图权位，使他由诗坛一秀逐渐蜕变为谄媚取宠、阴险狡诈、残害忠良的奸佞；贪图钱财，使他由一名寒士逐渐蜕变为吸民膏血、疯狂敛财、“自古权奸所未有”的贪官。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嗜权如命，贪财无厌，败坏朝政，涂炭百姓，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人亡财空的可耻下场。严嵩蜕变人生历程所显示的历史警示，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上下卷）

王毓铨 主编  

刘重日、张显清 副主编  

ISBN：978-7-5004-6060-2

2007年4月

内容简介：《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对明代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资源条件以及经济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类型等作了全面的分析；对明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相应的阶级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赋役制度、经营方式、经济思想等作了深入的论述；对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交通运输、城镇集市、食盐茶马等经济部门的生产状况及国家管理政策作了详细的考察。书中认为，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水平较前代有新的提高，特别是商品货币关系和城镇经济空前发展，由此引起一系列社会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特征。该书资料丰富，论述清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宽了研究范围，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明代经济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