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主任眼中的乡村建设：山东26位村主任访谈》

该书是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成员与山东省委党校十几位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教师组成的访谈团队合作而成。样本选取山东省的26个行政村，了解山东省乡村建设的基本状况，也就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了解中国北方乡村建设的基本状况，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乡村建设的基本状况。

访谈对象选取最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真实状况的群体之一——村主任，通过这些真实的访谈记录，留下真实且有温度的“时代截图”，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及行动逻辑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以访谈形式开展调查，可以使村委会主任不拘于条条框框的限制，能够“放开谈”，可以充分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这种呈现方式比纯粹的数字说明多了“血肉”，能够使读者进入某种“真切”的场景，从而获得“真实”的感受。

《村主任眼中的乡村建设：山东26位村主任访谈》

吴忠民 主编

王格芳、张登国 副主编

ISBN：978-7-5227-0458-6

2022年6月

内容简介：

乡村的巨大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时代缩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脉所在。为获取这样一段富有“质感”且真实的“时代截图”，以村主任的视角和眼光，开展叙事，最终形成这样一部颇具时代价值的中国“故事书”。本书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有计划地抽取了山东省26位村主任作为访谈对象，重点围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变迁、乡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对话和故事叙述。访谈发现，乡村社会在村民生活水平、主观幸福感、职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治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国家推动乡村建设的巨大努力以及农民谋求自身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同时也看到，乡村建设在集体经济发展、人才集聚以及留守老人照顾等方面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这正是中国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主编简介：

吴忠民，1959年生，山东青岛人。中共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公正研究、现代化研究、社会矛盾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哲学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独立撰写）200 余篇。代表性著作有《社会公正论》《中国现代化论》《社会矛盾新论》《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等。曾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陆学艺社会学优秀成果奖、中共中央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

试读

乡村社会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化

比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以及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随着现代化进程和乡村建设的推进，如今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这次访谈，我们收获颇丰，对乡村社会的变化形成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认知:

第一，村民基本生活水准普遍得以大幅度提升。

通过改革开放以及乡村建设，村民的基本生活水准获得了大幅度大面积的提高。每个农户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00元以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931元，是1978年的142倍;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20年的32.7% ，农村消费结构逐渐从生存型迈向发展型阶段。乡村的民生保障开始体系化､制度化。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建成;经过持续多年的贫困治理，乡村当中延续数千年之久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彻底消除。总的来说，村民生活水准的目标追求开始由数量层面转为质量层面。“整体看，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比如房子､车子什么的，在外地和城里买房子的有很多。除此之外也更加注重教育了，为了小孩上学，买学区房。” (见本书访谈二十二) 同时，乡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通路是村民很在乎的事情，现在，乡村已经“实现‘户户通’，实现水､电､通信､有线电视､道路､路灯等‘四通､一平､一亮’”。(访谈十四)“(我们村)从2018年到现在，道路硬化加铺设沥青总共31000多平方米，硬化､绿化､亮化全村覆盖。全村天然气都用上了，也都解决了取暖问题。取暖是用电取暖，上面给的补贴。水接入的是城市管网水，我们村的厕所全部改造完成，污水､雨水是分流的，晚上的亮化做得也是比较好的。” (访谈十三) 村民基本生活水准的这种变化，用“翻天覆地” 一词来形容实不为过。要知道，1978年，中国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4元，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仅有7元，恩格尔系数则高达67.7%。

第二，村民的主观幸福感普遍增强。

幸福感最直接的来源是个体需要得到满足，这也是人类永恒追求的心理目标。因此，村民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自身及家人基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现实当中自己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必然会催生村民幸福感的大面积提升。随着近些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农村民生保障体系的持续推进，农村居民极大改善了收入结构，提高了收入水平，增加了家庭资产存量，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大幅增加，主观幸福感也大大增强。在我们调查的村庄，从职业模式来看，大体可分为兼业农民和新型职业农民，兼业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和土地流转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土地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无论是兼业农民还是职业农民，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收入和实物资产水平，有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现在这老百姓够好的了是吧，老年人有老年金，也有居民医疗保险，生活无忧。”所以，“现在老百姓幸福指数很高”。(访谈二十五) 村民以往一味羡慕有钱人的现象现在有所减弱。“现在老板都不羡慕，都不缺钱了，真正缺钱的就是那种懒汉，勤快人谁缺钱?出去干活一天赚200多元，所以老板他们都不羡慕。现在都不缺钱，原来那时候缺钱，一听说老板就不得了，现在家家户户都不缺钱了，90%都不缺钱了，所以他不羡慕老板。”(访谈十八)

第三，传统的以种地为主要职业的村民占比越来越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村民大都以耕种农田为主要生计来源。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情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主要动力就是中国持续不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顺势被卷入了这股不可阻挡的巨大洪流。随着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纷纷倒闭，乡村就地工业化的道路受阻，城市成为农民谋求发展出路的必然之选。城市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极，迄今为止，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因为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得城市成为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重心。改革过程中，农民持续进城，中国城市化率不断升高，城市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与获利机会､发展与创新机会，于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也纷纷奔向城市寻求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加之受城市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吸引，希望在城市获得体面的安居生活。因此，农民到城市打工､做生意便成为十分普遍的事情。“现在老百姓光种这两亩地，那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光靠下面以户为单位的种地，不仅效率低，抗风险能力也差，一碰着天灾就不行了。” 中青年以种地为主要职业的占比越来越小。“老人现在是种地的主力军，老人因为没有工作，他能有两亩地，他就觉得有保障。”“老百姓他不能放弃土地，老年人当时挨饿挨得，他就是怕挨饿，所以就想一直种地，他守着这两亩地打的粮食，他够一家人吃的。那时候大锅里舀上水，添上把柴火，一个人喝两碗黏粥他就饱了。现在这个地的问题，还是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访谈二十六)

第四，社会流动程度大幅度提高。

既然不能依靠种地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在乡村，人们外出做生意､打工便成为十分普遍的事情。“问:现在留在村里的年轻人还有多少?”“答:基本上没有了。” “问:能有三五个?” “答:连三五个在家闲着的都没有，全出去了。” “问:出去的都能找着工作?” “答:都能找着。就算实在没有基础，比如说干这个木工，这种基本功型的是抢手货，再加上瓦工。就算没有基础，干个小工的也有的是。…… (有人)给人看场子，不管年龄大小，只有晚上看，一个月都赚5000元钱，比保安都厉害。”(访谈十七)

第五，农民对城市户籍的向往和热度有减退之势。

虽然城市较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是吸引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从目前其城市落户意愿来看，较之十到二十年前，农民对于曾经艳羡不已的城镇户口的热情已有所减弱，落户意愿也随之降低。有数据表明，2011年后中国城镇化率增速明显放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落户城市。按照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迁入地的拉力;二是迁出地的推力。随着乡村振兴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持续推进，国家和社会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向农村，城乡差距呈逐步缩小之势。就目前来看，不论是来自城市的拉力还是来自农村的推力，都不足以完全吸引或迫使农民在城市安家落户。总而言之，近些年农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是想进进不来，现在即便放开户籍限制，很多农民也不愿进城落户，因为市民化的成本明显提升，农民手中的资产包括土地､宅基地和集体收益正在升值，这些资产会随着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进一步推进而获得更高的价值提升，农民对“三权”的意识也随之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访谈中也可以发现农民这种心态的明显变化， “问:现在村民对这个户口还在乎吗?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答:现在不太在乎了。以前大家都想弄个城镇人口，现在城镇人口都想到农村来了……以前转出去的那些人，在集体人员认定的时候，都转回来了。人家有在镇上上班的，也有工人，就转回来了。”(访谈十七)

第六，乡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日益受到重视。

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解决了基础性的物质生活需求之后，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自然就会凸显出来。如果说环境卫生属于乡村硬环境，那么精神文明则属于软环境。从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就被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了提速期。在此阶段，通过美丽乡村建设､爱国卫生运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措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获得了显著成效。总的来看，农民自身由内而外的需求升级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使农村居民在精神状态､文化生活和乡风民俗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富裕基础上不但要提高物质文明生活，还要提高精神文明生活。我们村就组织提高妇女素质，组织老年人扭秧歌呀，跳舞啊，通过这种形式提高村民的精神生活水平。” (访谈二) 乡村十分重视通过乡规民约进行移风易俗。“制定了两个制度，一个是村规民约，一个是红白理事会章程，就是移风易俗。” (访谈二十六) 比如，倡导“结婚也是一切从简，一般就是在家里设宴请亲戚来吃饭，这一天就结束了。这几年结婚的份子钱也都有明确的规定，有一个标准，大约是不能超过30元或者不能超过50元，而且这些事都是有来有往的，有些家庭就搞形式､走过场了”。(访谈十)另外，乡村还十分重视村子环境的清洁卫生。比如， “通过村广播吆喝什么时候､谁不维护垃圾桶卫生，不维护村庄干净。我们就在垃圾桶旁边看着，抓了两个多月时间，通过村广播和信用体系扣分这种方法使老百姓从不习惯转变到习惯。”(访谈二)

第七，社会治安获得较大改善。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从原先的相对封闭状态走向全面开放状态，扩大了滋生违法犯罪的社会空间，原始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也凸显出来。究其原因，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带来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助推了农村犯罪率的提升，因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就业，使农村地区犯罪防御能力大大降低，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的脆弱性也增加了潜在犯罪的可能性。面对这一情形，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建设平安乡村;要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力量下沉;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严厉打击黄赌毒盗拐骗等违法犯罪。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要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平安乡村建设。 除了国家从法律层面的强力行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也积极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农民的安全感获得极大提升。从访谈中也可以发现，大多数村支部和村委会都把化解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以及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当成大事情来对待，使之得到有效缓解。“像一些邻居之间的小矛盾纠纷，现在都想开了，基本上没有，兄弟姐妹之间也都没有什么矛盾。”“村里老百姓现在法律意识可高了，尤其我们村这个治安很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很高，但还是有一些极个别的，不过这都不是大事。” (访谈十七) 再者，近年来，国家针对乡村黑恶势力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使得“村霸､地痞都没有了”。凡此种种，促成如此局面的形成，“老百姓真是竖大拇指，村民的安全感越来越高。”(访谈十三)

乡村社会的这些巨大变化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不但有效地增强了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大面积地增大了消费内需拉动，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整合度，有效地助推了城乡融合发展，而且，有效地助推了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逐渐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