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基督教史（第四卷）：西欧基督教（约1100—约1500）

米瑞·茹宾、沃特·西蒙斯 编

杨华明 译

2022年8月

编辑推荐：

⇨1100—1500年的欧洲基督教史是若干历史叠加重合的产物。这是发生于教区与大学里，存在于男女老幼、鸿儒白丁中的历史，是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灵性激发的历史，是宽容忍耐与暴力侵略并存的历史。

⇨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撰写了一部自君士坦丁大帝定基督教为国教以来，“基督教王国”的理念在世界中实现与实践的历史巨著，讲述了一个天国如何在地上运行的历史故事。在这个由上帝借助教宗、主教、皇帝和国王等尘世代理人实现统治的地上天国中，呈现出一幅圣俗互渗、新旧更替、政教相驳、一多互动、信理辩证的多彩画卷。将这个历史故事与这幅多彩画卷呈现出来的正是《剑桥基督教史（第四卷）：西欧基督教（约1100—约1500）》一书。

⇨本书在勾勒出与基督教机制及个体生命相关的观念理论图景，并涉猎关乎此类理论的实践领域，将读者带领至有韵律的宗教生命中，下至具体的教会教区，上及抽象的宗教建制，近在眼前的城市街道，远达欧洲的朝圣之路。这里论及的每一个观念、每一种实践背后都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滥觞于古典教父传统，植根于中世纪早期阶段，而欧洲迥异的各个地区及其民众生活更是其中不容小觑的因素。

内容简介：

中世纪早期，欧洲发展出复杂多样的基督教文化，而自1100年前后，世俗诸侯领袖、并驱争先的派别及颖悟睿智的个人在这个基督教社会中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复合且不断变化的群体。本卷对中世纪后期欧洲基督徒生活的建制、行为与经验等内容展开了全方位探讨。该阶段的教士阶层在司铎、主教和教宗的角色分配上有了新的认识，并在教导平信徒方面有所创见。对普通百姓而言，教区宗教行为乃是其生活的中心，但仍有很多人为丰富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而寻求其他方式。在感召力强的传道人的带领下，并受到世俗统治者的支持，改革与更新的浪潮周期性地席卷着欧洲各地。而与此同时，基督徒在他们所处地域及边境处时常会面临与非基督徒的冲突。本书论及上述交错复杂的历史进程，以期读者做进一步的深究。

作者简介：

米瑞·茹宾（Miri Rubin），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中世纪史教授。她近期发表的作品有：《上帝之母：圣母史》（Mother of God:A History of the Virgin Mary,2009），《神圣的王冠：中世纪后期不列颠史》（The Hallow Crown:A History of Britain in the Late Middle Ages,2005）。

沃特·西蒙斯（Walter Simons），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著有《女儿国：中世纪低地国家的贝居因会1200—1565》（Cities of Ladies: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 1200-1565,2001），与杰罗恩·德普罗日（Jeroen Deploige）、马丁·德·瑞（Martine De Reu）和斯蒂芬·万德普汀（Steven Vanderputten）共同编有《宗教、文化和中世纪低地国家论文选编》（Religion,Culture and Medieval Low Countries:Selected Essays,2005），与彼得·阿纳德（Peter Arnade）和玛莎·霍维尔（Martha Howell）共同编有《北欧城市空间的生产力》（The Productivity of Urban Space in Northern Europe,2002）。

试读

从圣物到圣像：圣母崇拜的勃兴与朝圣传统的变迁

在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另一种深刻的变化对西方圣徒崇拜的传统产生着重大影响：除在民众当中具有相当声望的圣物之外，圣像的影响力也在扩大，这是一个视觉与触觉在精神世界中扮演愈来愈重要角色的时代。从这种信仰可以看出人们对某些据说显过神迹的图像的积极显现（一种感动与被感动的能力）与消极显现（一种受苦与受冒犯的能力）的认可。

在14世纪，吸引大量信徒前来朝拜的图像是关于圣母马利亚的雕塑和绘画，圣母崇拜在当时极为盛行。人们判断某个图像在特定时间点上显神迹的标准是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谜；任何一个宗教图像，无论新老，都有可能在某一刻被赋予一种超自然力，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异象——或是一个动作，如圣母流泪、流血或是转头，抑或是一个神迹——彰显出来。

意大利人民对“异国风情的”图像非常狂热，尤其是“希腊式”（alla greca）圣母像，这类圣像源自东方，其产生要归功于圣路加。图像的神圣性更主要的是在于其渊源而非其表现内容，例如一个牧羊女在树中发现的圣母像或是一个农民在挖地时发现的圣母像，像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维罗妮卡（Veronica,源自Vera icona，意为“真正的圣像”）像，或耶稣裹尸布（Holy Shroud）上显现出受难基督的受苦面孔，在14世纪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先是珍藏在尚贝里（Chambér）萨沃伊公爵礼拜堂，后来转移到都灵（Turin），都被视为超自然的神迹。恰恰是这种假定的神圣起源才解释了圣像何以具有超自然力尤其是显神迹的能力。这类图像受到公众追捧的基本标准在于其灵验性；有些图像极为灵验——我们可以想到的是罗马人的救星（Salus Populi Romani）圣母像，兄弟会每年都会抬着该圣母像列队游街——在信徒或朝圣者的心中，这些图像获得的巨大成功和其表现的圣徒乐于聆听人们的祷告与祈求有关；反过来，祈祷者会因圣徒的代祷而向圣徒献上其他圣像来还愿，既能表达感激之情，同时也让圣像陈列地美名四扬。

神迹发生在哪里非常关键；在意大利，新兴的崇拜往往是以圣母为崇拜对象的。然而，对于崇拜者而言，重要的并非圣母这个人，而是圣母显圣的场所。这也正是不断涌现的圣母崇拜总是昙花一现的原因所在：佛罗伦萨最早的圣母显圣神迹是发生在1292年的圣弥额尔教堂的圣母像（Madonna of Orsanmichele），不过，其地位很快就在14世纪被城外的因普鲁内塔教堂圣母像（Madonna of Impruneta）所取代，而后者也难逃厄运，不久又被笼罩于安农齐亚塔教堂圣母像（Madonna of the Annunziata）的阴影之下，那里是圣仆会（Servites）的教堂，圣仆会成员在瘟疫暴发之际受到了美第奇（Medici）家族的庇护。这并不是说原有的圣徒崇拜就不复存在了，而毋宁是说，藏有这些曾显圣的图像的圣所（有时就是为这些图像建立的）一度吸引着全城居民前来朝拜，现在影响力却已缩小到仅限于某个街区，或某个专为其崇拜而成立并维持其存续的兄弟会范围之内。

历史学家对中世纪晚期圣母崇拜（与圣体礼仪并行发展）勃兴的原因争论不休。这种崇拜最早盛行于地中海国家，而随着时间推移，到了14、15世纪，则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现象。教士阶层很可能是其中的推动力量，他们更希望信徒敬拜上帝之母或是崇尚圣体礼仪，而不是一众不值一提的圣徒或渊源无可考的圣物。不过，其最初动力则更多地来自平信徒阶层，在兄弟会宣扬的“慈悲圣母”（Virgin of Mercy）的理念中，他们无须得到主教批准就可在城乡各地发起新型崇拜方式，正如他们转移圣物无须主教认可，甚至从一开始就得到地方教士的支持一样；对于普通信众而言，圣母显圣或是某个圣像出现神迹就足以导致某种崇拜的出现，而如果这种崇拜延续下来，并建立起崇拜场所，教会一般最终也会认可这种崇拜。因此，与超自然现象更直接的新型关系就应运而生了，这从圣母崇拜场所接二连三地出现就可管窥一二，而最典型的要算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洛雷托（Loreto）教堂。那里直到12世纪末还只是一所乡下圣母教堂，而在13世纪则发展成为当地的圣母崇拜圣地。在14世纪，由教宗约翰二十二世给朝圣者发放的赎罪券数量可见前往那里朝圣的人数激增。在15世纪，人们开始谈论圣家族（Santa Casa）的房子在拿撒勒出现的事件，其原始教堂没有地基证实了其神秘起源，这就导致如下传说的盛行：是众天使把房子带到了那里。人们关于神秘迁移的信仰也可能与土耳其人进军至巴尔干地区时将克罗地亚的特尔萨托（Tersatto）朝圣教堂的圣母像迁移至洛雷托有关，这丝毫未超出人们意料，因为纵观整个中世纪，亚得里亚海两岸的圣徒崇拜与宗教物品的交换与流通一直都不曾止歇。到15世纪，该朝圣教堂的名声响彻基督教世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对洛雷托的圣母像尤为虔诚慷慨，而在意大利境外，更有诸多教堂以该教堂为摹本建立了起来。

在中世纪走向尾声之际，无论是圣徒崇拜还是朝圣活动都发生了各种重大变化，但人们的热情不减。有些圣徒崇拜开始走向衰微，但另有其他圣徒取而代之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只有少数人如威克里夫或某些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那样的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对某些泛滥的圣徒崇拜行为提出了批判。历史上或许没有哪个阶段的基督徒能像此时这样走过如此漫长的征程，而女性似乎更是热衷于朝圣之旅：瑞典的圣布里吉特与丈夫一同前往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大教堂；寡居之后她居住于罗马，其间拜访了意大利绝大多数的朝圣教堂；而最后在去世之前，她还前往圣地朝圣，在那儿，尤其是在伯利恒她有福分看到了异象。另一个名气较小但更为典型的女性是英国的马格丽·坎普（卒于1439年），也是将大半生的时间都用在了朝圣路途上：最开始在英格兰的时候她就已造访了大小不同的圣地教堂，从坎特伯雷到埋葬着布里德灵顿的圣约翰（St John of Bridlington，卒于1379年）的布里德灵顿，圣约翰那时刚被封圣，开始受到人们敬拜；她于1414年抵达罗马，在神圣使徒教堂（Holy Apostles）她经历了自己与基督神秘婚姻的异象；1417年，她前往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大教堂，而后她又造访了德国北部的维尔斯纳克（Wilsnack）教堂，那里供奉着一次圣体神迹之后的基督圣血；1433年，她去了亚琛大教堂；最后，在1434年，她与儿媳一路越过北海去了但泽（Danzig），那里有一位和她一样的为人妻为人母的平信徒女性神秘主义者蒙托的多罗西（Dorothy of Montau，卒于1394年），此人已于前些年过世（她是从常年频繁往返于巴尔干各地港口的商人儿子口中听说此人的）。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朝圣在信徒宗教生活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同时还可看出民众宗教与上层人士宗教（至少是这个时期）之区别实际上只是人为划分的，这是因为下至平民村夫，上自国王权贵，每个人都会踏上朝圣之旅，同时也正是他们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的灵命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