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调研报告2021-2022》

陈一 石力月 主编

2022年8月

ISBN：9787522704906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一把手”访谈为主要形式，聚焦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新进展、新成就，也不回避新矛盾、新问题。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不是“捏在一块”的物理融合，而是“释放能量”的化学反应。县级媒体长期坚守最基层、最一线的阵地，也客观存在着最薄弱、最无助的情况，必须要实现融合赋能、融合增效。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本书重点关注各县域的融媒发展生态、舆论引导格局、社会服务水平、基层治理能力等核心指标，同时也兼顾了东部、中部、西部，沿海、内陆、边疆等不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差异化发展和特色化探索。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只有参考答案，没有标准答案。选入本书的十五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并不一定是某个区域或某个省市最“强”的，但都颇具示范性与说服力。课题组后续也将以实地走访、数据分析、案例比对、专家推荐、同行互鉴等方法，为全国县级融媒体发展提供更丰富的调研成果。

内容简介

陈一，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为融媒体传播、青年文化、视觉文化传播等，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省部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先后获评“江苏省青年文化人才”、“江苏省社科优青”、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等。担任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县级融媒体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县级融媒体中心验收和考核专家。

石力月，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为媒体融合、媒介社会学等。著有《从分营到融合：中国广电业与电信业的公共服务研究》，主编《上海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调研报告（2019-2020年）》《传播、技术与社会研究读本》。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视听传播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广播专业委员会与媒介文化委员会理事。

试读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自秦代以来的县域，一直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当代中国的行政版图中，县域肩负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任务，是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多项工作的主战场。然而，长期以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传统传媒格局中，县域处于“最基层”“最一线”，同时也客观存在着“最薄弱”“最无助”的境地。

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三年多来，全国已有2400多个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基本实现了对国内县域传播的全覆盖。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强烈影响着本地干部群众的生活世界、规范世界与意义世界，间接影响到地方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社会体系等运行的效果，也往往成为地方行政管理服务跨部门协同、机构性整合、功能性再造、程序性优化的“风向标”。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成立和发展给学界提出了全新的研究命题，从原来的“县级报纸”“四级办电视”到现在的“县级新媒体平台”“融媒体矩阵”，不是单纯传播媒介的变化，而是以技术赋权提升基层新闻宣传效能、推进地方文化生态发展、助力县域治理结构完善的“大手笔”。

在决定对全国有代表性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访谈之前，本书两位主编及其团队，已经分别完成了对江苏和上海的县（区）级融媒体中心的调研。陈一作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和江苏省县级融媒体考核验收小组的专家，关注了江苏64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对江苏所有县级融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进行了测评，也对江苏县级融媒体下一轮的发展提出了建议。石力月完成了对上海全部16个区级融媒体中心的两轮调研并出版了《上海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调研报告（2019-2020年）》和数篇研究论文，此外，还获立省部级课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区域协同社会治理研究》，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在地性”很强的实践，在做过各自所在区域的调研以后，我们最大的疑问是：全国不同区域的县级融媒体实践差异大吗？主要差异在哪些方面？以上海和江苏的情况为例，尽管同属于长三角区域，但各方面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同时在上海和江苏的内部，不同县域的融媒体中心的实践路径也有明显差异。因此，了解不同区域的实践从而丰富和深化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局的认知，是我们迫切想要进入更广阔田野的直接冲动。

基于上述想法，2021年第一季度，课题组首先通过实地走访、数据分析、案例比对、专家推荐、同行互鉴等方法，在国内遴选了数十家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我们第一轮重点调研对象。2021年5-9月期间，课题组集中完成了调研，随后又用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整理素材和撰写调研报告。最后进入这本书的十五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并不一定是某个区域或某个省市最“强”的，但一般来说是颇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我们也按照访谈的大致先后顺序，确定了各个案例进入本书的次序。

按照中宣部的规划，2020年底基本完成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全国覆盖以后，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是“建强用好”。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的定位是要成为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换句话说，它需要突破传统媒体的概念和职能——那么它究竟是如何突破的？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具有推广意义的做法？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访谈的重点。我们也希望对全国不同地区相关实践的呈现能够形成一些比较，带来一定的启示。既为我们为对各自所在区域的继续研究提供一些参照，也能够让我们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深入研究拓展视野和思路。

具体来说，在此次调研中我们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必须融入到本地工作全局中去。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不单单是县里宣传部门的任务与工作，如前所说，今天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已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概念，它不仅是传播平台，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治理与综合服务平台，所以无论是体制机制、资源投入、政策支持还是管理思路，都应当有所突破。这些突破一方面有赖于一些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有赖于系统性的支持。根据我们的观察，凡是发展比较好的融媒体中心，不但需要当地主要领导在政治方面高度重视，而且需要县里对于融媒体中心有全方位的支持。相比直接的资金、场地、设备投入，体制上、政策上的支持更为重要，并非前者不重要，但后者的支持能够使得融媒体中心产生可持续的造血功能，即使那些市场化运作程度很高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支持，也不可能打开局面。所以如果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仅仅被当作各级宣传部门的任务，那么在助力于基层社会治理与提供综合服务方面遇到体制上的壁垒、政策上的缺位以及资源上的匮乏就难以避免。

第二，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认识需要超越经济决定论。必须承认，县级融媒体发展的状况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程度关系密切。一般情况下东部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程度总体优于其他地区。这固然得益于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这些地区的政府对融媒体中心无论是全额拨款还是差额拨款甚至不拨款，当地普遍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都能使得融媒体中心发展避免“贫血”），更重要的是东部（如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体制机制较为灵活，或者体制机制的改革力度较大，在吸引人才、调动人员积极性等方面，都有效果比较显著的举措。但是，在一些中西部省份包括边疆地区，也有各种让人欣喜的案例：河南项城融媒体中心将原来的基层通讯员转变为能出镜、会讲解的“网络主播”；新疆伊宁融媒体中心实现对多民族用户的多种语言传播；贵州石阡县融媒体中心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接力乡村振兴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不同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发展须因地制宜。全国各地县级融媒体遇到的困难有共性也有差异，有些问题是系统性的，仅靠中心自身难以解决，但有些问题能否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心自身的思路与行动。例如，四川仁寿县融媒体中心打造“网上综合体”的理念与实践，云南富源县融媒体中心的“农产品直播带货”等，都体现了这一点。我们认为，一方面，困难与短板不是绝对的，换个角度、换个思路，有可能将自身劣势转化为优势，所以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积极创新。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事在人为，我们在调研访谈中提到同样的问题，有的中心抱怨放弃，有的中心则不断尝试解决，结果自然大不相同。此外，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利用自己身在基层的优势不断向下扎根与挖掘，基层与一线是内容生产的富矿，也只有不断地深入基层社会，才能了解群众所想所需、急难愁盼，从而打通堵点、痛点，更好地做到总书记所提出的“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选自《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调研报告2021-2022》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