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1级的博士生，在先师金景芳先生诸弟子中，是及门较晚的。金门先进之年长于我者，如陈恩林、谢维扬、葛志毅、吕文郁、常金仓等先生，自不必说，就是少我几岁的师兄弟，如康学伟、宫长为、廖名春、舒大刚、黄也平诸君，也比我稍早入门。

　　不过，我之亲炙于金老，并不算晚。1979年金老在吉林大学文科楼开“先秦诸子”课程，由金老与吕绍纲老师合上。我与哲学系几名同学慕名而来，逃了哲学系的课，来聆听金老的弘教。读硕士期间（大概是1983年），我们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包括我在内的四名研究生，又全程聆听了金老为进修生开设的《周易讲座》课程（在吉大外语楼）。

　　因选课的缘故，金老对我有些印象，我也因此与吕绍刚老师相熟。硕士毕业时，金老有意让我去做他的助手，不过，出于多方面的因素，我还是选择了留在哲学系任教。但金老仍然没有忘记我。1990年某一天，吕绍刚老师告诉我，说金老看到我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文章，觉得很不错，希望我能去考他的博士生。

　　过去觉得从哲学跨学科去考先秦史的博士生，似乎不大可能，我自己也天性懒散，所以也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金老的垂青，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不过，我之下决心报考金老，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对自己为学理路的反省。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一件事对自己刺激很大。我本科时对西方哲学下过一点功夫，进入研究生阶段，亦习于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哲学思想。我曾写了一篇有关《周易》的课程论文，颇有自得之意。乌恩溥老师平时对学生特别客气，师母也会经常请我们吃饭，每次去乌老师家，告辞时老师都要送我们到大门外。但老师这次给我的评语却特别不客气。乌老师的评语只有六个字：“给古人穿西装”。这真是一记当头棒喝。冷静下来反思，觉得乌老师的话正点到了我当时学术思考方式的要害之处。我的学生最近搜集我过去的文字，看到我读博士之前发表的文章，常常是万字长文，一口气下来，一个脚注都没有，不免空疏之嫌。这些为学的偏至之处，需要下决心去矫正。师从金老，也正是解决自己“给古人穿西装”这一问题的一个绝佳途径。因此，我下决心复习考试，并于次年考取了金老的博士生。

　　古人言学，不作空言无实之论。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以六艺教人，而又特重《周易》与《春秋》。《春秋》是史，《周易》（《易》）则涵括古人的日常生活之道和生存的智慧。孔子重视《易》与《春秋》，乃因其坚信形上之道和价值的理念，不能徒托空言，必由夫具体的史实与人的生命历程的展开，方能深切著明而达乎人心。孔子所开创的这一思想和学术传统，体现了一种“通人通儒” 的精神。现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经历现代的转型，成为一种依循西方学术模式的分科之学。老一代学者，备具传统的学养与教养，现代学科之“分”不碍其“通”，因而不失其学术原创性的基础与动力。金老的学术，就很好地体现了这样一种中国思想学术之“通”的精神。

　　金景芳早年在复性书院从学于马一浮先生。马先生被尊为当代新儒家三圣之一，所重在义理之学或哲学；金老之学，则重在史学，尤以先秦史名家。金老与马先生的学术，虽各有所重，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皆以经学为其根底。

　　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即六艺之学，六艺为一切学术之原，可以该摄中国乃至西来一切学术。而其所谓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乃从中国学术之“通”性精神，而非从知识的角度说。马先生谓“中土之学”有“判教”而无“分科”，“分科者，一器一官之事，故为局；判教则知本之事，故为通。如今人言科学自哲学分离而独立，比哲学于祧庙之主，此谓有类而无统。中土之学不如是，以统类是一也”（《复性书院讲录?判教与分科之别》）。又说： “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故《易》本隐以之显，即是从体起用。《春秋》推见至隐，即是摄用归体……《易》言神化，即礼乐之所从出；《春秋》明人事，即性道之所流行。《诗》《书》并是文章，文章不离性道，故《易》统《礼》《乐》，《春秋》该《诗》《书》。”（《泰和会语?论六艺统摄于一心》）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金景芳先生1940-1941年，在复性书院就学于马一浮先生期间，主要是研究《春秋》三传，作《春秋释要》，得到马先生的高度赞赏。马先生为金老师《春秋释要》题词云：“晓邨以半年之力，尽读三《传》，约其掌录，以为是书。其于先儒之说，取舍颇为不苟。而据《史记》‘主鲁亲周’，以纠何氏‘黜周王鲁’之误，谓三世内外特以远近详略而异，不可并为一谈，皆其所自得，岂所谓‘箴膏肓、起废疾’者邪？治经之法，亦各因其所好以自为方，异执相并，从来为甚。不观其异，亦何由以会其同？《春秋》之义，即圣人之心也。得其心，斯得其义而不疑于其言。言之微隐而难明，义之乖异而或失者，皆未有以得圣人之心耳。过此以往，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将有进于是者在，未可谓已尽其能事也。晓邨勉之。何独治《春秋》，治他经亦如是矣。”（《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三《示金晓邨》）同时，金老又将其1939年寒假所作《易通》一书誊清，经金毓黼、高亨推荐获得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谢无量先生为《易通》题词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善读者能观其通耳。此编综孔老之绪言，并合以当世新学之变，可谓得易之时义者。由是进而不已，易道不难大明于今日也。”

　　金景芳先生是史家，其治学是“由经入史”。先生对六经有深湛的研究，而对《易》与《春秋》用力尤勤，并据此来理解孔子和儒家。金老反对今人抛开六经来研究孔子的理路。说过去批判孔子，是批判尊孔读经，现在研究孔子，却又不讲六经。研究孔子不讲六经，就把孔夫子讲成了“空夫子”。这个路子，虽然与今人研究孔子的方式不同，但却合乎孔子与儒家的实际。

　　金老治史，特别重视理论，治思想史，亦特别强调《周易》哲学的意义。但是，金老重视理论，却非以论带史，而是强调从史实中见出常道或规律。今人论史，常常孤立、有选择地引用史料，牵古以就己。金老重视理论，但特别反对那种以论带史，割裂经典原意，牵古就今的做法。如郭沫若先生讲古史分期，认为《春秋》鲁宣公十五年所记“初税亩”具有重大的社会变革意义。金老则据鲁哀公“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之说、以及他自己对井田制的研究，指出，“初税亩”实仅涉及到税率是十分取一还是取二的问题，并没有新兴地主阶级兴起的社会变革意义。金老这样的研究方法，与其以经学的研究为基础，注重经典生命整体性的学术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老之学，既具中国传统学术“通人通儒”的精神，又熟练运用现代学术的方法进行学术的创造，是以根植深厚平正，具有居安资深，左右逢原的思想学术原创力。李学勤先生曾用一个“正”字来点评金老的学术，道理可能就在这里。

　　现代以来，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经过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国人的生存样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辈学人，缺乏传统的学养与教养，未经传统学术之“通”性的奠基，而遽然各处其分科，是其学不能无弊。如言哲学者，长于论理，却蔽于空言无实，而无关乎世道人心。我自己出身哲学，早期教育环境也很差，故亦不能无此弊。吾辈得遇金老师，使自己学术之偏弊能有所矫正，而得入正途，何幸如之！

　　我辈应努力，使金景芳先生的通儒精神，学术正脉得到发扬光大。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