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是建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前进动力与发展方向。十年来，在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新论断、新思想、新成果的指导下，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我国传播学形成本土化发展新格局，维护舆论安全成为学科新共识，新媒体上升为学科研究新主体，国际传播研究地位得到新凸显。在未来，面对问题、不怕挑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本质要求，以“两个确立”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方针，以网络强国为愿景，以“三大体系”为重点，以国际传播为抓手，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发展完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与历史使命。十年砥砺奋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经国序民，正其制度。”（《资治通鉴》）十年来，习近平站在时代高峰，亲自部署、巨擘指引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系列重要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陈亮集》）在未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本质要求，植根实践，守正创新，激发理论活力，有效融通中外，形成价值建构，提振社会信心，成为“中国力量”，引领时代潮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高质量发展，完成新闻传播学“一流学科”建设使命，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一、十年来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的新进展
　　十年来，信息革命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思想出现之前，新闻传播学正自觉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动学科建设，形成实践动力，深化文化自信，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价值核心
　　习近平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贡献了思想智慧和理论成果，强基固本中国特色新闻学。十年来，习近平亲自指导、亲自部署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全媒体建设工作与国际传播工作，形成了系列重要的新论断、新思想、新成果，是新闻传播理论的“中国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与实践引领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学界以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与网络强国战略重要论述的原创论断、时代价值与科学体系为指导，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逻辑、实践精神与价值引领，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走上全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新闻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重大学术成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百年大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为什么会取得伟大成就，也是处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新闻学之问。新闻传播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新视野，自觉围绕新时代新闻工作核心问题，全面探讨、系统研究与科学归纳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发展史、国际共运史、各国新闻发展史与中国新闻发展史相互交融的范畴、理论与规律，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又以深耕中国百年历史与新闻实践的历史养分、当代价值与国际视野，打造了具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中共理念、大国精神与全球范式。
　　新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从历史范式、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创新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全球学脉与中国范式，深化对西方新闻学的理性批评与推陈出新，探索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理论教学“课程思政”，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阵地。
　　（二）我国传播学本土化发展进入新格局
　　“建设基于具体化的中国经验与结构化的中国实践的”传播学，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的新实践，决定了我国传播学研究方向与本土化建设的重大问题。
　　五千年中华文明辉煌灿烂，具有传播学深厚历史与理论“意义”的背景知识、中国经验与文化精神源远流长。我国一批传播学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以及社会观、政治观、天下观和宇宙观为观照，探讨传播主体历时性建构的中华文明传播及其主体间性，并试图厘清中国传播思想的基源问题，“为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对话、创造提供历史向度的思想资源”。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传播力，“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形成以中华文明及其华夏传播为核心、以文明传播为范式与以主体性对话为框架的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
　　走向田野，深耕中国实践，不断扩展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与对话。媒介技术影响我国传播学的社会网络性质，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交往模式与生产模式，既关注虚拟化、视频化与社交化的媒介传输与信息传播，又重视其背后蕴含的政治经济景观与社会运行逻辑。有学者对我国与全球网络“平台社会”存在的新知识、新理论、新挑战进行学理审视，从平台作为媒介、技术和资本的三个路径阐发当下平台经济在传播学领域的主要路径，探讨知识付费平台重新定义着知识生产和消费的秩序，强调传播基础设施的场所建造、资源分配与技术扩散“促成发展传播学的叙事更新与逻辑转化”等传播学重大问题，形成数字化生存研究的中国经验与学术共识。
　　主流媒体转型的重大举措是国家工程，媒体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2014年以来，我国媒体融合从中央、省级媒体和大型传媒集团，纵向迈向县级融媒体、地市级融媒体与教育融媒体。重点是以融合技术、产品导向与流程再造建构用户、开放、分享的治理理念体系，打破新老媒体之间的文化隔阂。立足解决结构性矛盾，如：推动传媒制度现代化，打破媒体市场格局阻隔，以数字技术驱动媒体融合、创新版权制度等。坚持以四全媒体推动媒体新融合、打造全媒体新格局，构建新的理论逻辑框架与产业发展格局，推动新型主流媒体“破圈”发展，建设新型党媒平台的实践理性与破维重塑，构建了新时代新闻信息传播的中国经验与实践理性。
　　（三）舆论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科新共识
　　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如何管好用好“关乎人类命运”的互联网，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舆论学的历史使命与学术担当。
　　形成网络舆论学新理念、新知识、新体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立足于技术迭代、社会转型与媒体变局，围绕构建“国家治理与全球数字领导力”的中国舆论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新时代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传播规律、拓展国际视野与加强新闻队伍建设的大国意识，深化网上网下同心圆建设，使互联网成为我国社会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压舱石”。把握网络传播规律化解应对重大社会风险，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空间，提高领导干部用网治网水平，以互联网监督深化自我革命，推动我国新型党媒平台的发展与繁荣，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成为新闻传播学十年来的关注焦点与实践热点。
　　如今，政治传播领域的“舆论战”逐渐演化为基于互联网新技术的“认知战”，形成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新视野、新范式。在俄、乌冲突期间，政治集团以社交媒体平台及其传播全链条再造现实社会的舆论战争业态和数字孪生场景，以人工智能、算法通过争夺受众的认知战深刻影响国际舆论，形成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混合战，引发舆论学界重视关注。
　　以平台善治深化意识形态安全。十年来，网络平台通过技术、资本与市场，发展与重塑我国新闻生产机制。从资本、媒体与权力的角度入手，分析资本市场对我国舆论格局的积极发展与潜在影响，探讨平台形成数字垄断扩张格局、国家为此反垄断规制而形成两者之间的“双向运动”，强调以舆论安全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四）新媒体上升为学科研究新主体
　　正能量是主旋律、管得住是硬道理与用得好是真本事的新媒体发展路线，是习近平为新时代网信工作与新闻传播学把的准脉、定的方向。十年来，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发展与新媒体创新进入“中国时间”，传播学正在形成基于我国互联网新媒体实践的、具有全球学术公共产品的新型主体地位。
　　在网络强国道路上，我国新媒体在新时代获得发展与繁荣的物质基础、技术动力与市场精神，新媒体研究坚持原创性、时代性、专业性与继承性的原则，在技术要强、内容要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要强、话语权要强、人才要强的发展方向上深入挖掘，系统把握互联网建设的发展形势，全面洞悉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趋势，科学熟稔媒体融合的发展态势，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新与发展中国新媒体自主知识体系。
　　新媒介技术开启升维性实践与学科重构进程，为发展与重构传播学提供新视角、新路径与新方向。以网络社会、消费社会、转型社会、法治社会、风险社会、全球化社会等宏观视野，以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视域下的新技术、新业态、新逻辑的体系化探讨，以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场景及其用户关系与社会影响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的知识化构建，以基于信息技术与社交传播的新文科、新范式、新体系的教育化观照，并深化我国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探索、建设与完善，打造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主体性、蝶变能和原创力，正在形成具有“中国自主”底色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五）国际传播研究地位得到新凸显
　　拥有与大国地位匹配的传播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必须全面加强与改进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与国际传播体系。如何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如何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感召力、公信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如何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加强国际传播学术引导，正在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关注热点与研究重点。
　　面对国际传播战略薄弱面，新闻传播学界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与效果意识，强调以基于信息技术的共有价值、共通意义与共同趣味，构建共情、共鸣与共适的全球视野、文化理念与传播生态。从分层传播、分类传播、分群传播三个建构维度探索，打造国际传播关键位与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国际传播新导向。以新技术实现传播内容“非同质化”升维和“高保真度”认证，以元宇宙技术重构虚实共生传播渠道，为下一代互联网国际传播做好战略性布局。积极拓展对外传播的平台建设并以数字时代算法，实现国际传播内容的智能化生产与精准化传播，以改变国际传播的渠道、主体、内容和效果等要素，重构平等、多元、自主的对外传播格局。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网络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周易》）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四个目标”等主张，是建立和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在全球网络治理上，中国立足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支持世界各国共同参加全球治理、平等发展，构建新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网络伙伴关系，成为海内外新闻传播学关注与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当前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不足
　　从“三大体系”到“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大国意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习近平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殷切希望与时代要求相比，我国在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合规律性有待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贯穿于整个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舆论工作实践全过程。现在，存在一种情形：“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条化，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特定条件下的论述代替科学体系，割裂了他的精神实质，甚至造成思想混乱。”“从一种统揽全局的立场、观点、方法，降格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甚至新闻理论的一个分支”，“乃至仅仅成为一种纯粹的、精雕细琢的专业知识”。这样会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由此失去其革命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从而失去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牵引导向。由此可见，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要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学科价值观的方法化问题亟待完善发展。
　　二是大国意识有待升华。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国家，“四个自信”巍然于世，为世界关注仰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契机，既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又要改变“言必称希腊”的学术路径，既要认识到“西强东弱”的现有态势，也要把握好“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逐渐形成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大视野、大格局，有力体现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大思想、学术大智慧，构建与中国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新闻传播学地位。”
　　三是理论自觉有待加强。新闻传播学要走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阴影与话语阈限，建构融通中外的新思想、新范畴、新概念、新话语，从理论原创上为新闻传播学提供全球学术公共产品，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网络空间命运体等理论、范畴与概念，对我国新闻传播理论具有建设指导作用。在历史逻辑、当代实践与世界意义上，形成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自觉与主体间性，还走得比较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是学术创新有待突破。一定程度上，网络治理与新媒体研究取决于平台的合作理性，网络平台传播形成商业壁垒与信息闭环，使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也要求研究主体有技术加持与前沿视野，而学界主体知识体系有待更新，学科教育有待完善。学术成果看似很多，创新性不够、实践性不强，是知网化生产、书斋式产品。有研究团体参照已有学术模型，以“一条龙”分工生产学术产品，形成以发论文为唯一的学术导向，损害学术原创力与学术共同体建设。
　　五是学科基础有待夯实。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闻传播学遵道而行，正在深化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以其主体性、通识性、体系性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是一个守正创新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国新闻实践和学术实践出发提升建设水平，才能构建真正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挥支撑作用的中国特色新闻学”，而“三大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
　　三、未来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成果。“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周易》）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十六字方针”，形成新闻传播学学术共同体，建设好新闻传播学“中国场景”，是新闻传播学界的核心任务、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
　　（一）以“两个确立”为指导，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站住脚跟、紧跟时代与繁荣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深刻的时代性、理论的创新性、鲜明的实践性、科学的系统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毛泽东新闻思想、邓小平新闻思想一脉相承，标志着我们党对新时代新闻工作的理论成就、实践成果与历史探索达到了新高度、新境界。新闻传播学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习近平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思想为引领，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
　　（二）以“两个结合”为方针，把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主动所在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构建具有自主性、中国性与原创性的中国特色新闻学。一是推动实践创新性。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以人民为中心，与中华传统文化“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明儒学案》）精神相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新闻传播学提供价值基础、学科新路与发展愿景。二是把握历史主动性。坚持古为今用，为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指引，以中国思想、中国品格和中国气派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三是重构主体性地位。以我国新闻传播业为重点，构建具有内生价值与普遍意义的原创动力，打造具有新闻实践与优秀文化的中国特色，形成具有全球视野与面向未来的自主特征。
　　（三）以网络强国为愿景，以数字战略深化“中国式媒体融合”
　　习近平强调，当今数字技术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中华民族复兴必须牢牢抓住信息革命与数字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要深化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式媒体融合”，建设智能媒体时代“全媒巨人”，推动媒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如今，互联网、物联网、身联网、车联网、空天网等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式媒体融合”将为全球提供可借鉴参考的“中国智慧”。“中国式媒体融合”如何契合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新媒体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赋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将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与探讨的一个重点。
　　在全球互联互通时代，面对数字化机遇和挑战，依法治网、深化平台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如何通过舆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如何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与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如何更好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依法治网的重要内容。如何治理平台“技术利维坦”及其资本异化，如何促进维护个人隐私权益、良性市场秩序与公平传播秩序，是依法治网的重中之重。如何有效借鉴海外互联网治理模式，如何有效开展与区域组织合作，如：与RECP、欧盟等之间的信息流通、数字治理与广告经营，是新闻传播学提出“中国方案”的全球性指导价值所在。
　　（四）以“三大体系”为重点，打造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范式范畴
　　在数字新形势下，我国新闻传播地位更加重要，“三大体系”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容易顾此失彼、彼此制衡。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既是各自运行的自我发展的生态系统，形成各自发展矢力，又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撑与相互融合的生态系统，并正在形成共同的发展张力，也和中国的、全球的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生态系统是密切联系、彼此滋养、相互兼容的，需要学习、借鉴与批评，形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活力。推动“三大体系”更好发挥各自矢力、构建共同张力、形成发展活力，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建设好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要及时科学总结理论问题、实践挑战与历史经验，适时推动新闻传播学原创创新、范畴突破与范式重构，建设基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具有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五）以国际传播为把手，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新闻传播学要站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大视野上，深化数字化对外传播战略，构建中国叙事体系与中国话语，建设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及其网络传播秩序，新闻传播学要维护网络主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与数字文明贡献“中国方案”。在全球的数字资源、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数字安全与数字合作上，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推动构建符合全球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新闻传播学界亦应为此贡献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智慧”。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2期
　　作者｜王凤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