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特别是两汉时期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发期，其间文体种类繁多，奠定了古代文体的基本格局，对后世文体以及文体理论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故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这些文体在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关文体也在知识者的写作生活中占有极大比重。秦汉时期文类的繁兴以及文人的集中参与也就相应成为中古文体理论勃发的重要基础。

秦代二世而亡，仅历时15年，而且在统一之初即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致使中国古代文化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从目前所见史料以及出土简牍看，秦代文体主要为秦刻石等颂体文本，以及诏书、律令等公文和法律文书，因此，刘勰所称“秦世不文”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书同文”的政策、行政制度的建立以及相关律法的制定，为汉代官文书和律令文书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框架。

而与官方文化较为疏远的民间俗文体，却不太受朝代更迭的影响，故刘勰称“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志·诗赋略》列秦世杂赋九篇，惜亡佚不见，而所列其他杂赋中也不能排除有些由秦世乃至战国末期相关作品延续而来。此外，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惊的家信以及近些年来出土的秦汉多部《日书》等，更说明，一些较少受政治体制影响的实用类文书有着自身的发展惯性。

不过，社会的稳定以及王朝的存续长短仍对中国古代文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汉世四百年，虽有前后汉的分别以及新朝的昙花一现，但文化秩序整体看仍保持延续性，故文体发展也蔚为大观。与周代的文化垄断以及秦代的重法轻文不同，汉代统治阶层更为注重礼乐文化的下移以及普通民众文字水平的提高，并将这看作移风易俗的重要方式。众所周知，周代礼制主要施行于贵族阶层，且又主要流行于王畿等特定区域，而汉代重建礼制，力图把加工、改造过的“周礼”变成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同时又通过各种教化的途径，将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积极地向社会传输。在汉代统治者的支持倡导以及儒生循吏等移风易俗的努力下，礼制与儒学以及知识、文字的传播同步进行，并逐渐向民间和大众渗透。婚丧嫁娶、处事为人等诸多礼仪规则，逐渐为社会认同、遵循和仿效，并最终在社会各阶层中确立了主导地位，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政治与文化的“大一统”也由此进一步获得了巩固。汉代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以及对儒家礼制的修复、建设与推广，为整个社会“尚文”风气的形成定下基调，而汉代的教育制度以及人才选拔体制也为人们学习并运用文字提供了可能性以及源动力。

因此，与前代相比，两汉时期社会整体文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文字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国家重大典礼、行政运作以及民间信仰仪式和生活日用当中，显示出时人对文字运用的特殊兴趣。上自文学才俊，下至工匠士卒，有一大批人投入对汉语言文字的认识、运用以及潜能的开发上。在这一过程中，自古就与礼仪文化制度建设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文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长土壤，多种文体在汉代兴起、发展、成熟、定型，为后世确立了文体的基本框架和文本模式。

在秦汉文体史的研究和写作中，笔者主要贯穿以下文体观念。

第一，扩大文体研究对象范围，将文体功能作为选择文本的依据。秦汉是古代文体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间许多文体先后经历了从萌发到定型的动态过程，因此，各种文本也“面目各异”。加之出土资料丰富，简牍帛书铭刻等呈现的文本与传统文献传抄保留下来的“成熟”文本之间也有很多差异，因此，需要用更宽容的眼光和标准来判定哪些文本可以“入围”。笔者认为，凡是在特定语境中承担特定功能且形成较为稳定的言辞篇章形式都应当作为文体研究的对象。即便有些文体在语言形式上非常简单粗糙，然而只要它具备上述功能，我们就应该把它纳入研究视野以及文体史叙述中，如此方能更全面呈现古代文体史的发展面貌，明了古代各类言辞形式在政治礼俗和人生日用方面的意义。

第二，将文体看作内涵丰富的历史“活体”，强调“文体系统”观念。每一种文体都萌发于特定的历史土壤，活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具有特殊的功能用途，进而形成自身独特的修辞方式，并最终以文字的方式“塑形”。一旦上述条件不再存在，该文体也就渐渐失去活性，逐渐消失或者调整、演变，从而孕育出新的文体。文体自身存在系统，同类文体又构成大的文体系统，因此，将文体纳入相关系统中观察，才能真正呈现文体的“生态”。

第三，强调从功能入手，还原文体生成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能否还原文体“原生态”决定着我们能不能真正贴近研究对象，做出切中肯綮的分析评价。本书希望能尽可能还原相关文体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同时力避此前曾出现的大而无当的所谓文化考察。尽管受多种条件限制，历史性“还原”是不可能彻底完成的，但当保持这种倾向，由追寻文体“干什么用”到追寻尽可能多的相关因素并提出问题，在问题的推动下，旧材料会获得新的理解，以前不被注意的材料也会进入视野，随后借鉴历史、考古、思想、民俗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深入探究，学科之间的壁垒也就打破了。这样的还原也许能促使我们思考：在变化的社会中文体是如何发展并发挥功能的；在礼制和宗教的背景下，文体的内容和形式是如何被选择的，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方向，如何表现道德和价值体系，如何支持和影响社会群体和特殊集团的合离，以及如何满足个人的野心和需求，等等。

第四，将是否“得体”作为判断文体文本价值的重要参照标准。基于特定的社会功用，特别是基于礼乐宗教仪式是中国古代文体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故文体之“得体”是最为重要的，即能否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恰当的言辞，如何由礼学之“得事体”到文体学之“得文体”等。因此，古代文体理论中对于“体”的强调，对于正体的看重以及讹体的严苛批评都可以由此找到最初的心理渊源。

第五，关注文体共性和创作者个性之间的关系。古代文体特别是实用性文体表现更多的是集体的文化意识而非个体的艺术想象和创造。当作者要进行某种文体创作时，他首先要明了自身处在何种修辞环境下，要表达怎样的内容。与此同时，相配套的某种文体就被“激活”了，在此基础上才能施展个人才华以及进行个性化的情感表达。因此，创作者个性表达是受到文体共性制约的，当我们对文体的重要文本进行分析评价时，当首先考虑哪些是文体共性因素，哪些是作者的个性化创造，只有这样，才能更为中肯地陈说文体的演进，更准确地评价作者的文体贡献。

第六，关注“破体”的动态过程，抓住文体转换关节。一般而言，一种文体从产生到最终确立是一个由散趋整的过程。在被塑形的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一些惯例性的规则，这其中包括文体与其适用场合、语境的配套即功能方面的约定，也连带包含语言、风格等诸多因素的限定。这些规则强制着人们去遵守，而反过来，书写者也有意维持这种规则或者惯例的权威，这就使得该文体能在一定阶段保持稳定性。然而，在文体规范逐渐定型并形成江山般稳固地位的同时，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也开始生成壮大，文体的规范曾悉心引导并培养着书写者的写作技巧和能力，并使其终至得心应手，娴熟驾驭，然而一旦时机成熟，某些书写者会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以其积淀的才华、以其对诸种文体娴熟的把握，去冲破原有文体的既成规范，形成别样的文体样式，该文体的功能遂发生彻底的变迁，至此，文体的“破体”行为方宣告成功。

总之，笔者撰写秦汉文体史，希望能把文体研究从单纯的考据、简单的文本认知引申到对相关文化机制、历史沿革等更复杂多元的解释上来，发掘文体与其他文化因素的渊源和互动，以便寻找到一种更为妥帖的中国古代文体史的叙述方式和结构。

郗文倩 著

ISBN：978-7-5203-1399-1

2023年2月

定价：3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