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博极群书，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一生全身心地投入《史记》的著述中。但他命运多舛。天汉二年，他为李陵辩护，而遭下狱、受宫刑的奇耻大辱。面临生死抉择的严重困境，他写下震烁千古的名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少卿书》）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

司马迁忍辱求生，发愤著作《史记》，展现出崇高的生命尊严与坚强不屈的自由意志。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少卿书》）正是《史记》的伟大著作，司马迁才能永垂不朽，重于泰山！这激励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在穷厄中发愤有为，以立德、立功、立言。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讫太初，突显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司马迁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之宏大的五体结构，控御历史，安排历史，使历史得到突出、关联、完整的体现。宋代史学家郑樵说：“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曰：“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

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们阅读《史记》，了解司马迁其人其事其思，论其所生活的时代，未尝不垂涕，“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诗）。

研究司马迁《史记》的基本方法有二：一是思想研究的方法，二是文献研究的方法。

其一，思想研究的方法，重在阐释《史记》文本的思想意义。但不少研究者往往抛开《史记》文本，空言义理思想；有时从《史记》文本中“断章取义”地征引片段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且对征引的文本材料也未认真的细读和深入的理解，以致流于妄说。

其二，文献研究的方法，着力于《史记》文本之文字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训释等，属于清人所谓训诂、考据的范围。这种研究方法仅涉及《史记》文献表面的解释，无法深入到《史记》的思想世界。首先抄录《史记》的一篇原文，然后对其字词句作出训释。训释完毕，任务就完成了，似乎读者因此也可把握到文本的义理思想，所谓“训诂明，则打基础在训诂上的义理也明”。殊不知，从训诂到义理尚需一跃。一方面训诂注释是零碎饾饤，往往破碎大义。另一方面，谈义理固然要细读原文而通训诂、考据，但解释者要更进一步，深入发掘文本中的思想内涵，从而由古典注释走向义理思想的把握。治中国思想史的名家徐复观说：“古人的思想，保存在遗留的文献里面。要了解遗留的文献，如文献的本身有问题，当然需要下一番训诂、考据的工夫。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争论。但仅靠训诂、考据，并不能把握到古人的思想。在训诂、考据以后，还有许多重要工作。”新儒家重镇牟宗三说：“殊不知义理训诂乃是两层。训诂有训诂之义法，义理有义理之义法。训诂只是解字，非解《庄》解《老》也，其于义理根本尚未着边，漫然以为解字即是明理，贸然由训诂以推定解不解。此不但己盲，亦盲古人。此是由盲抹杀学问、封闭学问。”

拙著力求把文献研究的方法与义理研究的方法较好地结合起来。

（一）以《史记》文本为中心。文本的细读，是拙著的中心内容，保证我们讲述历史人物故事的根源性、可靠性、真实性。读者只有在文本的细读中，才能穿越历史的时空，真切地体验、感受和把握历史人物的生命和生活。一方面重视文本之字词句与名物制度的精确训释，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地深入发掘文本的义理思想。有的学者空言思想，如果涉及字词句的训释，就出现错误，这是“硬伤”，属于客观知识上的错误。有的学者训释详细、明白，或者不愿谈思想，总认为谈思想，是空谈，主观性较强，既没有落到实处，又不能追求到客观的知识；或者不善于谈思想，一谈思想即荒谬可笑。

（二）文本的训释集中于疑难的字词句，力求精要、准确、明白，重在会通文本的思想内容。晋人郭象《庄子注》：“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义，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至，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

（三）拙著的解释体例如下：

开始有“序论”，主要是对本文之基本特点的提示，激发读者细读本文的兴趣。

在中间，把《史记》本文分成若干个段落，分别进行注释、讲解，“原文”“注释”“讲解”。“原文”按顺序分列为“原文一”“原文二”等，“注释”“讲解”即置于其下。“注释”是对字词句的训释。“讲解”，重在阐释文本的义理思想。大多《史记》注本，先抄录《史记》的一大篇本文，然后在后面注释。其注本的一个形式弊端是，读者一边翻看本文，一边还要翻到数页之后的注释部分以查看其注文，颇为辛苦费力，不利于读者的阅读。

在后面，有“总论”“补论”：“总论”，概括或突出本文的重要思想内容；“补论”，是补充本文的内容。

《史记》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其所涉及的人物有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传记的主要人物是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也有孔子、孟子等学术人物。因此，传记的人物基本上是历史中的英雄。英雄，即是不平凡的人物，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具有独特的个性与传奇的人生。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少卿书》）

拙著突出《史记》英雄传记的故事性。英雄人物的一生动荡曲折，有其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他们就是一部传奇，一个故事。司马迁是一个讲故事者，我们要接着司马迁讲故事。我们要讲好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因为故事最具有生动性、趣味性、艺术性，能感人至深。我们突出英雄传记的文学性。《史记》首先是历史文本，叙事的基本方式是历史性的叙事，而又交融文学性的叙事，所谓“史有诗心”“史有文心”。我们突出《史记》文本的思想性。《史记》主要记录历史人物的事迹，以叙述和解释为主，也有不少议论的文字，表现司马迁之哲学的沉思。

本书运用西方解释学的一般理论，创新地诠释司马迁《史记》。

一是重视诠释的循环，包括文本之部分与整体的循环，从而融会贯通地把握文本的思想内涵；还包括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循环，即文本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与解释者的视域构成“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关系。笔者结合自己的时代背景、个性思想和情感，而阐释司马迁《史记》的思想内容。同时，在《史记》篇章的解读中，司马迁之坚强不屈的品格、“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求知精神、幽怨悲伤的情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命运，深深地影响着笔者，有的已内化到笔者的生命和生活中。

二是重视解释学的应用功能。我们对任何文本的解释，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一开始就受到现实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制约。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强调了理解和应用的统一，理解文本总是知道如何把这种文本的意义应用于我们现实的具体境域和问题中；但是，应用决不是理解之后才开始的过程，决不是那种先理解、然后再把理解的东西应用于现实的所谓的应用，而是应用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的活动。因此，解释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应用功能表现了解释学与时俱进的品格。拙著通过对《史记》文本的解释，由古典的《史记》文本走向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以开掘其现实和超越的意义。

三是重视解释学的“突出”观点。解释者对文本的解释总是“突出”某些内容，这是前见和先见所发生的作用，陶渊明谓“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我们讲解《史记》的义理思想时，总是重点突出某些内容，因为笔者在此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深切的人生体验，故不遗余力地加以阐发。对著者没有什么研究的内容，则略而不讲。这并不包括“注释”部分，因为注释部分是较为客观的知识内容。

四是根据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观点，文本没有所谓的原意（一元性），文本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不是被动地复制文本的原意，而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文本常释常新。这肯定了解释者在解释文本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观性。解释者的解释，当然带着他的历史性和主观性。拙著对《史记》文本的解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笔者的志意、思想倾向、人生情趣、审美取向等。在笔者看来，作品的解释必然、当然地表现出他自己的思想情趣，不过是思想情绪之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有的程度较浅，即“无我之境”；有的浸染较深，即“有我之境”。笔者倒更喜欢那些较深地融合着解释者人生感受的解释作品。陈寅恪晚年的作品，例如《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包含着他浓厚的人生感慨与身世的坎坷不幸，读来凄婉动人。陈先生在《论再生缘》文中，屡将自己与陈端生相对照。他觉得自己的思想、遭遇几乎与陈端生一样，都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绝世才华命偏薄”。他说：“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并赋两诗，附于篇末，后之览者倘亦有感于斯欤？”我们喜爱《史记》，而不太喜爱《汉书》，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汉书》主要叙述史实，较为客观，其主观情绪渗透不深，难以见出班固的志趣；而《史记》在“实录”的基础上，流动着司马迁较为浓烈的思想情感及其人生感慨。

拙著共选择了《史记》的二十篇人物传记，一是侧重于司马迁《史记》中思想内容比较丰富深刻的篇章，例如《外戚世家》《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游侠列传》等；这些篇章的意义丰赡而深微，注者一般只是训诂文本的字词句。二是侧重于《史记》中所传的学术人物，例如《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叔孙通列传》《公孙弘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这些篇章的故事性和文学性不强，但学术内容丰富；且这些传记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特大，学术是在政治的上位，人类不能托命于政治，但可以托命于文化。注者一般不选择这样的篇目。三是侧重于英雄人物的传记，例如《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张耳陈余列传》《刺客列传》等，这些英雄人物在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具有传奇的人生。我们与生俱来都有崇尚英雄的天性，“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刘禹锡诗）。

《史记》讲义

刘国民 著

内容简介

书稿选录《史记》二十篇文章，予以解读。以 《史记》文本为中心。文本的细读，是书稿的中心内容，保证我们讲述历史人物故事的根源性、可靠性、真实性。读者只有在文本的细读中，才能穿越历史的时空，真切地体验、感受和把握历史人物的生命和生活。一方面重视字词句与名物制度的训释，力求精要、准确、明白；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发掘文本的义理内涵，力求把文献研究的方法与义理研究的方法较好地结合起来。

作者简介

刘国民，男，安徽肥西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学、哲学、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学术著作有《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传统思想与现代诠释》《〈史记〉人物传记讲读》《郭象〈庄子注〉对庄子思想的诠释和建构》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公羊学之解释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