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古代史第十卷，奥古斯都帝国：公元前43年至公元69年》全两册

（英）阿兰·K. 鲍曼，（英）爱德华·钱普林，（英）安德鲁·林托特编

宫秀华 等译

ISBN：978-7-5227-0992-5

本卷内容涵盖的时间，是从优利乌斯·恺撒去世一年半后到公元69年年底为止，也就是尼禄——优利亚-克劳狄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去世一年以后。尼禄的继任者加尔巴、奥托和维特里乌斯的统治极为短暂，韦伯芗作为唯一人选被推上了帝国皇位的宝座。这是一个见证罗马共和国政治体制最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在恺撒去世后的十年间，他的继承人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作为“共和政体三巨头”（tres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掌握了国家宪政大权。本卷叙述便以公元前43年11月27日作为开篇日期，因为这一天颁布了《提提亚法》（Lex Titia），该法令使三头同盟合法化，这个日期距离西塞罗离世仅差几天——新版第九卷的编辑者们便将西塞罗之死作为该卷的年代下限。直到公元前27年——三头同盟瓦解五年以后，屋大维成为“元首”（princeps）和“奥古斯都”（Augustus），并且在接下来40年的进程中，他逐渐塑造了一个在所有要素上都称得上君主制的王朝统治，尽管王朝一个接一个地更迭，但直到公元3世纪末期这一统治才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如果奥古斯都是罗马共和国政治变革背后的天才领袖，那么他的影响力在罗马向地中海区域、近东和欧洲西北部地区的领土扩张上，几乎同样重要。罗马在这位首任元首统治时期所获得的行省土地和海外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肩的。在他的继任者们的统治下，罗马国力稳步增长，但速度相当缓慢。除了征服，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来源于“罗马和平”的繁荣时期，即建立在共和国基础之上的繁荣时期，这可以在整个帝国找到适当的证据。

在过去的60年间，现代学者对罗马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持观点都未曾发生过比较彻底的转变，或许的确如此。因此，本卷恰当的做法是，要简明扼要地指出本卷与先前版本在编纂方法和涵盖内容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区别，并证明所采纳的写作方案的合理性，尤其是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涵盖恺撒之死到君士坦丁去世这段时期的新版三卷本，在某种程度上被设计成了一个整体。

就整体框架而言，我们已经考虑到必须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叙述视为一个基础，尤其有必要强调那些偶发性事件和不可预知性事件（见第一章至第六章）。接下来的诸章内容，针对政府和制度（见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内容）、各地区历史状况（见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内容）、社会和文化发展（见第十五章至第二十一章内容） 等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和采用更长远的视角进行观察，尽管我们力图在总体上避免过分宏观的描述。尽管有的内容在其发表的年代是令人感兴趣的和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其考虑在内，例如，由奥尔特尔（F.Oertel） 编写的“地中海地区经济统一”（第一版的第十三章）就没有列入其中。然而，我们意识到，由于这些章节的缺失，某些有价值的内容也失落了，因此我们强烈地希望读者不要把第一版第十卷只是当作感兴趣的古董，例如塞姆（Syme）关于北部疆界的阐述（第一版第十二章）和诺克（Nock）关于宗教发展的论述（第一版第十四章），应提及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名字，他们仍然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大量信息。

罗纳尔德·塞姆爵士（Sir Ronald Syme） 撰写的《罗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是在《剑桥古代史》第十卷第一版出版五年后发表的，其深远影响在随后的篇章中非常明显，正如他对人物传记和社会的其他研究一样，这些研究是如此深入，以至于重新书写了罗马帝国头一个世纪的贵族史。如今，没有人怀疑，研究这一时期罗马国家现状的历史学家不仅必须考虑到宪政史或制度史的重要性，还必须大量地考虑到家族联姻、保护人制、社会等级及财产关系的重要性，并理解这些关系如何通过共和国各个机构、政令（ordines）、军队、政府部门和行省社团进行运作的。

20世纪，古典学研究中另一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M.I.Rostovtzeff, Social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该书于1926年第一次出版发行，在《剑桥古代史》第一版第十卷的篇章中，它产生的影响也许不如预想的那样明显。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天平已经恢复了平衡。罗斯托夫采夫的巨大成就在于他使用了前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法来研究历史，他综合性地运用书写文献、建筑遗址、钱币、雕像、绘画作品、工艺品和考古学提供的大量证据，研究罗马统治下的帝国社会经济史，从而摒弃了“罗马中心论”狭隘的研究视野。在过去60年里，从帝国不同地区累积获得的新证据，数量极其庞大。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法单枪匹马地掌握研究整个帝国所有的专业技能和细致化的专业知识，区域研究的专门化与特殊化就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新卷本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的出版是研究各地区、各行省以及意大利的每一位作者通力合作的结果。这种编写体例同样被用在了新版第十一卷中。针对帝国各地区的这些展望而言，本卷各章编写的指导原则是力图阐述罗马各方面的发展状况，这些发展是“盛世帝国”取得重大成就、获得丰厚利益的先决条件，同时在第十一卷中与此相应的篇章已做出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将以更为静态的视角来描写“盛世帝国” 时期罗马世界不同地区的状况。

对于本卷明显的删减和特有的做法，必须加以说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史料来源作一个陈述。主要的古典文献资料（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卡西乌斯·狄奥、约瑟夫斯） 已经被现代学界所熟知并大量使用，从文献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不像随后时期那样有疑问。关于不同主题、不同地区采用的文本、考古和钱币证据的范围，我们认为最好留给具体的撰稿人，让他们考虑并做出更适当的综述。

本卷关于“意大利统一”一章的出现似乎有些奇怪。它之所以被包含在其中是与新版第九卷的作者们商量的结果。我们认为，将它放在新版第十卷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就奥古斯都时代来说，将“意大利统一”放在其中，不失为绝妙之处。因为，它被视为一段历史进程，绝不能将这一进程视作奥古斯都之前就彻底结束了，也许直到奥古斯都时代这一历史进程还没有彻底完成。本卷有两章的内容（关于埃及和关于罗马法发展的内容）将在第十二卷（公元193—337年）而不是在第十一卷中呈现与之呼应的内容。因为我们认为，本卷所阐述的这两部分内容，对于公元最初两个世纪而言是普遍有效的。鉴于主题内容广泛重合，在处理犹太和基督教起源的问题时，如何组织内容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难题。尽管如此，我们决定邀请不同的专家学者撰写不同的部分，将这些内容并列其中。本卷第一版没有包括基督教起源和初期发展状况，这仍然令人吃惊，从文明发展的结果来看，这一现象确实是这一时代独有的最重要特征。与其他权威的参考著作的内容有某种程度的重叠是难免的。不管怎样，我们谨慎地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就包含文学一章的内容而言，我们力图将其置于社会背景中来撰写文学活动的历史，而不是像在《剑桥古典文学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可以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史。

我们邀请每一位撰稿人尽最大可能地提供各自的主题陈述，即概述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和正统观点（就各自主题研究范围而言），并阐明诸多观点包括被接受的相异观点。我们不可能也不期望要求每一章的研究视角都一致，而应当适宜地反映丰富的、多样化的方法与观点。同样，尽管我们已经要求撰稿人尽可能避免冗长的、无足轻重的注释，但并没有强求脚注实行统一。我们只能重复第八卷主编们在该卷序言中的这种声明，即多样性反映了撰稿人与他们的主题资料的不同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本卷参考文献所涉及的范围比以往出版的《剑桥古代史》各卷更加广泛、内容更加复杂，再一次反映了本卷是最近几年来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所制作的比较重要的大部头著作。大多数作者在参考文献（以带编码的文献为线索） 中列出了他们在篇章中所引用的全部或大部分的二手资料;另外一些作者将相关的参考著作和文章，特别是关于原始资料的研究成果———被作者视为不具有普遍关联性的、不足以列入参考文献中的成果———均列入脚注当中。我们将这些全部呈现在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