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规范意识

　　我国新闻传播学很年轻，较长时间里，新闻传播学人都在为扔掉“新闻无学”帽子、为本学科的合法性而努力。历史上，新闻传播学之所以被其他老牌人文社会学科诟病学科的独立性，一重要原因是学科知识生产的专业门槛不高，“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其他人文社科学者时常不仅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且相关研究成果水平并不逊色甚至还略高一筹”。如何提高学科知识生产门槛，形成本学科知识的专业性、独特性？加强本学科知识生产的规范化，成为新闻传播学人的共识。以本刊为例，2013年由双月刊改版为单月刊，在后续十年的时间里，刊物都在规范化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如建立在线审稿系统和严格的双向匿名审稿制，推出“四审四校”等全流程现代学刊制度，稿件内容的评判偏重强调规范论文基本要素的齐整性、研究问题的学理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适配性、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如今，在新闻传播学人的集体推动下，“办刊须规范，学术论文须规范”，正逐渐成为共识和自觉行为。客观来说，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当前我国青年新闻传播学者学术的规范化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升，还可多加注意的规范意识是：

　　（一）研究方法的规范意识。历史上我国新闻传播学主体脱胎于人文学科，学人受人文学科研究路径的影响较深。然而，当前新闻传播学主体身份的越趋社会科学化，也在传导作用学人越来越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采用规范的社会科学量化和质化方法展开研究，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界默认的主导研究路径。现今的青年新闻传播学者要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立足和崭露头角，就必须至少娴熟掌握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当前他们在研究方法规范方面还需要注意的是：一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诸如通过问卷之星、商业机构的不严谨数据库来收集数据，借助方便样本推断总体，没有详实确凿证据便做重大结论判断等常识性错误高频出现；“有些青年学者在报告研究结果的时候不够规范，该报告的指标没有报告，而把一些冗余信息、不重要的信息附上，使关键信息不够突出”，“有些学者对所采用的量化分析方法的适用条件不够重视，不检验适用条件是否成立就直接采用有关统计分析技术”。二是研究方法的现代性还需要提升。如何借助大数据技术、现代实验技术等高新技术使得研究方法更加现代化，掌握诸如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计算传播方法（文本挖掘、行为挖掘、在线实验、在线文档、网络分析、计算视觉等），值得青年学者关注。三是如何避免“炫技”或“精致平庸”。“有些青年学者在用量化研究方法时过分追求统计分析的高端前沿，有一种计算炫耀心理，杀鸡用牛刀，而不是根据问题的性质来选择合适的方法和解释指标”。“研究方法很规范科学，所得结论却是常识”的“精致平庸”已成为一些研究方法使用纯熟青年学者常被质疑的焦点问题。

　　（二）学术写作的规范意识。世界一流新闻院校都非常注重学生的学术写作训练，学术论文规范写作基本被列为必修课程。国内新闻院校较长一段时期对学术写作的规范训练是不够的，缺乏专门的相关课程，或相关课程被列为选修课，学生更多是依托自我摸索和老师的零碎教授而展开相关知识积累和实践演练。同样新闻传播类学刊也在较长一段时期对学术写作的规范性要求不高，翻开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在内重要新闻传播学刊早期刊载论文，诸如论文基本板块缺失（大部分没内容提要、关键词、文献综述）等不规范现象较为普遍。近些年，学术写作的规范性，新闻院校开始加以重视，学刊更是将其作为选稿、审稿的起始标准，但我们刊物和《国际新闻界》等重要新闻传播学刊依然认为学术写作的规范化是突出存在的共性问题。

　　（三）论文投稿的规范意识。实践中，仅以给我刊投稿的青年学者为例，时常存在这些凸显的不规范行为：一是投稿前没有仔细研读刊物的发文风格，将一些明显适合行业期刊的稿子或属于一般行业报告的论文进行投稿。二是“一次多稿”。该行为不符合正常的学术生产规律，也会给刊物编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三是上文所提及的学术论文撰写不规范。四是注释体例、文字校对、引文核校等细节不够重视。一些青年作者会认为这些细节问题属于杂志编辑的活，投稿时或者没有按照刊物的注释体例进行投稿（甚至出现将明显是针对其他刊物注释体例格式撰写的论文直接转投本刊的现象），或者自校时浮皮潦草，文字差错率较高，或者很少校对引文。这些细节工作对作者而言都是随手很易做完的事，但一旦积压到编辑部手里，就会成庞杂的工作任务，时常我们的责编会花两到三个整天专门处理这些细节问题。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从细节做起，据笔者的观察，注重这些细节的来稿，大概率质量也比较高。

　　二、回应理论意识

　　学者关注的是学术价值，理论被公认为学术价值的核心部分。身处不同时代和社会情景的学者，分析处理不同具体的案例、数据、材料，都需要借助更加抽象性和普遍性理论进行探讨与对话，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知识的发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学术专业化的学科分工与不同学术共同体的偏好，对于何为理论一直存在着争议。如果我们将这种争议视为学术共同体在知识探索中的规范协商，作为研究者，特别是新进入特定领域或者学科的青年研究者，需要清晰界定自己所在学科以及学术共同体对于理论的普遍性认知和共识。例如定量研究中的理论往往被操作化为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一些定性研究则使用特定的概念来反思我们对于特定社会现象的理解。

　　尽管对于理论有不同的理解，但按照贡献大小，可将理论建设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理论验证，通过新的研究对象验证既有的理论；二是理论补充，通过新的研究对象将既有理论没有涉及展开的部分，以及不完善的部分加以补充和完善；三是理论质疑，借助新的研究对象将理论核心主张和观点提出合法性的质疑；四是理论原创，基于研究对象建构出全新的理论。如何在理论贡献上推动本文，戴维德·韦赫特恩（David Whetten）通过总结期刊评审的意见，认为研究者应该从7个问题的追问中进一步提升论文的理论性：有何新意？那又如何？为什么这样？做的严谨吗？表达清楚吗？对未来有何启发？谁会在意这个研究？

　　如何展开理论回应，笔者建议可以尝试从这几点加以关注：一是日常广泛研读经典理论著作。二是围绕自己的研究方向形成相关理论谱系，如以某某学科或专业的关键词导读、理论导读等书籍为索引，延伸阅读本研究领域的理论书籍，搭建出与本研究方向或领域高频联系的理论知识体系。三是尝试运用所掌握的理论去分析研究对象，让理论落地并逐步真正掌握它。四是大量研读回应目标理论的高水平学术成果，分析这些理论研究最新发展状态，形成自己的研判，寻找可以填补的理论贡献缝隙。五是尝试用所关注研究领域的新研究对象对所发现的理论缝隙进行勾连，可以重点模仿某一或两篇经典相关论文或著作，看其如何展开理论对话，“依葫芦画瓢”展开自己的创作。六是针对国内外高水平学刊，将自己创作的理论回应文章进行投稿，通过和高水平编辑、审稿专家等实践交流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七是一段时间聚焦于某个或几个理论展开研究，彻底将理论完全掌握并使用纯熟，以此为基础再展开相关理论的拓展，以此反复，逐步形成聚焦于某一领域的理论群。

　　青年新闻传播学者在理论回应时容易走偏的地方：一是研究对象分析不清下的理论回应。将具体研究对象实然、应然和未然等基本情况梳理清楚的基础上再对接理论，这是展开理论回应的基础条件。一些青年学者，时常急于求成，在还不能将具体研究对象阐述清楚的情况下就展开所谓的理论勾连。二是研究对象和目标理论两张皮。大张旗鼓宣称用了所谓某理论，“实际是理论作为论文的装饰品或‘义肢’”，“具体研究时，研究对象分析是一块，目标理论又是单独另一块，各说各话，只是在文中让人似是而非地感受到两者是有关联的”。“理论回应的文章，目标理论应是研究立意的主旨所在，是整个研究的分析框架，具体的研究对象只是研究材料和手段”。三是目标理论和研究对象不适配。“新闻传播学属于中层领域的学科，哲学层面的诸多理论不适用于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具体研究对象来加以验证、补充和质疑，一些青年传播学者则时常用诸如用实证方式来展开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的研究”。四是目标主体理论过多。理论的回应是较为艰难的知识创新工作。“一篇学术论文能对一个主体理论进行透彻回应，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设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谓主体理论，其结果时常只会是蜻蜓点水，或头绪过多而无法驾驭”。五是对西方理论进行低层次或浅层次的验证。“研究基本上是对以往西方理论的重新阐释，研究对象和环境换成了中国问题和场景”。“在我看来，现在的青年学者的理论储备通常是不错的”，“但对于中国社会（或是经验现象）的理解不够深入，并未基于特定的经验现象形成特定的研究问题，正如秦晖先生所说‘主义可以拿来，问题须自产，理论应自立’”。“海龟学者通常遇到一大困境便是，西方理论如何与中国问题对接的问题，我们亟需加大对中国经验的田野调查”。

　　三、跨越学科意识

　　学术研究的大量创新时常来自于多学科。2022年5月27日，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在校庆日指出“诺贝尔奖百余年来，41%的成果属于交叉学科，尤其是21世纪以来，跨学科成果占半数以上”，“学科交叉已成为高水平科研与顶尖人才的重要特征”。新闻传播学诞生之初就是由多学科共同汇聚融合催生。现今，新闻传播学更是成为“无处不在，无人不用、应用最广的学科门类”，太多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问题，需要从多学科视角来展开研究。实际状况是，不仅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金融学、法学、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而且计算机学、脑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大量学者都在研究新闻传播学科的问题。2013-2017年新闻传播核心期刊刊登的65341篇论文，有12536篇为跨学科研究，涉及16个专业领域。

　　新闻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在内各类信息内容传播活动以及各类信息内容传播活动对社会产生怎样影响的社会科学，经过近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专业知识脉络和体系。跨学科研究的青年新闻传播学者会高频面临这样一些尴尬：

　　第一，说外行话。“刚迈入新闻传播学，在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我经常遇到自认为对一些新闻传播学基本概念和核心理论很有见地的理解，但一张口就会被直言不讳的同龄学者戏谑太不专业了”；“现今新兴媒体形态变化太快、太大，由于对过去大众媒体的实践运作规律不甚了解，这使得我以研究新兴媒体为研究对象时会犯常识性错误，如理所当然认为商业新兴媒体也应该有‘新闻采编权’”。

　　第二，专业问题研究不透。“由于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够系统，使得我刚由政治学科转入时，对诸多现实问题研究缺乏历史感，研究的深度和厚度不够”；“我刚开始参加新闻传播学的一些会议时，不时碰到，宣读自认为花了很大气力去论证的某个新闻传播学问题，但总被点评人认为还在该问题的外围打转转，一些浸泡多年的资深新闻传播者时常三言两句就把我研究的问题说得透透的”；“跨学科青年学者遇到的常见困境应该还是对新涉足学科的积淀不足导致的把常识问题作为前沿理论或新知加以铺陈”。

　　第三，研究落脚点回不到新闻传播领域。“我从历史学转入新闻传播学后，对新闻传播学科相关知识框架和理论脉络不熟悉，很长时间不太适应，虽然做的也属于新闻史，但更多是涉及新闻的历史研究，真正的新闻视角则阙如”。“我习惯从社会学理论视角研究农民工问题，投到新闻传播学刊，经常被认为不属于本学科的，有一段时间挺受打击的”。“我们计算机研究强调的是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创新，比如舆情研究，计算机研究侧重于研究舆情监测时长，我的研究只要多出零点零几毫秒就算有贡献，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对此方面的研究路径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第四，交叉议题不易进入新闻传播中心领域。“现在无论是高端会议也好，还是权威期刊也罢，以及申请国家级课题，学科领域的核心议题容易被重视，我们跨学科的一些研究领域往往很小众，很难被关注到”，“从事不属于学科核心研究领域的研究，经常有孤独感”。

　　面对上述这些尴尬，实践中比较管用的解决方法是：一是做好心理建设。“不要指望一开始通过跨学科视角就能写出一鸣惊人的学术成果，要做好至少两到三年的积累和过渡准备”，另外，“不要因为说外行话或研究不透等就不参加学术会议或学术投稿，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人都是在出丑或试错过程中进步的”。二是通过与新闻传播学核心作者展开学术合作、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等方式，尽快寻找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研究的在地感和核心领域。“保持开放性，我觉得很重要，为尽快进入新闻传播学的现场，除了恶补文献，读书会、学生开题会和答辩会、学术沙龙、高质量的讲座和学术会议等等，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积极参加”。三是科学研判自身感兴趣的交叉领域是否有成长性。“学科交叉领域容易被忽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成长性。如果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有较大的成长空间，即使暂时属于学科研究边缘地带，被冷落，但迟早会被认可，乃至形成气候”。

　　四、团队合作意识

　　“新闻学传统上是关于人文传统的思辨研究，研究者以自我关照为主，合作意愿不大，但伴随着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化，需要团队合作才能更有效率，这让合作成为趋势”。近些年，新闻传播学的团队合作意识已在逐步增强，岳永捷等通过选取《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两本最具权威性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以2010-2020年间发表的937篇合著论文为样本展开分析，发现已有一部分新闻传播学者在重视团队合作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团队。然而，整体上看，团队合作并没有成为新闻传播学主流研究方式，“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合作网络整体合作密度较低，合作网络的形成依赖于少数核心作者，跨机构跨学科合作依然欠缺，社会分层情况明显”。这种合作化程度不高的研究现状，不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律，其给新闻传播学研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不利于研究范式之间的交融碰撞、取长补短。过去十多年，社会科学转向给新闻传播学研究所带来的一大显著变化是，中青年学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熟练，然而，“我们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大多是擅长某一种或一类研究方法，量化或质化研究，问卷调查或访谈，文本分析法或实验法等。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如量化研究更多是面上粗线条分析，质化研究则能把情境层面、细节层面表现更真实”。为此，如果各自不同研究路径的学者一起合作，那将更有利于问题分析的科学性。“事实上混合研究也正在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的主导研究范式”，“量化研究如果缺乏思辨研究的介入，会陷入低层次描述或精致平庸的状况，思辨研究没有加入一些科学计算和数据，容易迈入感想、感悟的境地，两种研究范式结合的话，就能取长补短”。

　　第二，不利于成建制地产生重大标志性成果和重大影响力学者。新闻传播学如何巩固和增强学科合法性，争取更高学科位置?重大标志性成果和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者恰恰是影响一个学科地位的关键性要素。受限研究能力，个体研究时常只能局限于小题目，李金铨认为，“小题目研究，尽管在技术上‘愈求精细’，问题也‘愈分愈细’，但其结果往往是，‘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我们时常谈到学科主体性，重大标志性成果容易形成学科主体知识的积累、体系和传承”，“新闻传播学研究散兵游勇或零敲碎打的个体户研究，怎么去拿下重大科研工程项目”；“新闻传播学主根落在社会科学，主旨任务是研究实践、指导实践，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不合作怎么完成，没有重大成果又何来重大影响力的学者”。

　　第三，不利于学科流派的形成。一个学科的繁荣发展，是否有活跃且相对固定持久的学术流派，很重要。一个流派的形成恰恰不仅需要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合作，同时也需要单位内部之间、单位之间等各层次合作。“我国新闻传播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形成过乃至在本学科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吗？”“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硕士或博士生的研究方向、毕业论文选题都紧密跟着导师的研究领域走，在师门中，集中围绕相关研究领域，导师带着学生，师兄师姐带着师妹师弟，同门互相之间共同合作，产制出一批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导师又和本单位相关研究领域同事展开合作，这样慢慢积累，在本学科就形成了优势研究领域，研究更为出色的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流派”。

　　第四，不利于本学科摆脱“内卷化”的困境。保持与它学科的开放性互动，是新闻传播学的优良传统，“传播学本来也不是内部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以传播视角和问题立身的‘问题域’，跨学科的合作本身是其内在要求”。然而，近些年新闻传播学的“内卷化”问题已愈发凸显。“从相关学术论文发表来看，新闻传播学者与政治学、社会学等成熟学科研究人员的合作太少了，这样会影响到我们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度，有时候可能会自娱自乐”。郑欣结合自身10年左右的农民工研究经历，发现“学科边界‘森严’抑或唯传播效果论的研究取向，使得现有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农民工议题的研究，缺乏现实的问题意识以及与其它学科对话的资本和平台，出现明显的内眷化现象”。段鹏提出“当前国际传播研究内卷化严重，突出表现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门庭冷落，存在基础理论与实践研究脱节的状况”。与此同时，跨学科合作也正逐步被提倡，黄旦认为，为适应新传播的变革，不应该将传播理解为一种唯一和本质的东西，而应建构一个多学科研究平台，整合不同思想资源。

　　团队合作既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规律，同时也是新闻传播学未来研究方式亟待弥补的领域。青年新闻传播学者注重团队合作意识，既是顺应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同时对快速提升自身学术水平、尽快进入学科研究的核心领域和找到自身的学术共同体等方面也有着诸多益处。为鼓励合作，《新闻与传播研究》过去五六年做了一些努力，如专门设置了通讯作者制，推动通讯作者地位等同于一作；选稿时对于由博士生、硕士生乃至本科生为一作、导师参与的来稿，在同等前提下，优先录用，在可修改和退稿之间的状态下，尽可能给予修改机会；展开针对年轻学者的学术工坊，推动他们之间的合作。当然，形成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合作氛围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如期刊通讯作者的认定，就有赖于全国各新闻院校的呼吁和所在学校人文社科处的支持：在一定条件限制下将中文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通讯作者与SSCI期刊通讯作者的地位认同均等化，都视同于一作。

　　五、身份符号意识

　　既然以学术为业，青年学者自然希望逐步在学术圈内形成标识度较高的良好学术身份符号。学者的学术身份符号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聚焦的学术研究方向，二是擅长的研究范式，三是标识性的学术成果，四是学品和人品。前三者主要指学术专业层面，后者更多是指学风和做人，本文主要论及前三者。

　　学术公共场域中，“谁研究什么”这是对一学者专业最基础也是最高频被提及的学术身份符号，“就如病人求医时最关心目标医生是什么科，民众遇到官司找律师时最关心他擅长什么类型诉讼一样”。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的青年学者而言，聚焦研究方向，尽快形成凸显的专业身份符合非常重要。这又恰恰是容易被他们忽视或被真正重视。或者根据自己飘忽不定的兴趣，或者跟着热点跑，或者纯粹为了发表做研究，时常成为一些青年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状态。这样的研究状态容易出现的后果是：

　　（一）很难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学术领域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制同样遵循万小时定律。一名学者如果没有相当时间的积累，太小概率能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没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即使数量再多，在一定程度都会沦为学术泡沫。

　　（二）容易养成不良研究惯习。“研究不同领域问题，行不成定力，今天搞搞这，明天研究那，人会很浮躁，沉不下心，这是学术研究极其忌讳的”；“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时常出来的是含量金不高的小文章，即使发表了，不仅学术价值不大，而且自身专业水平也是得不到提升的，最可怕的是，长此以往，就不会写大文章了，逐步逐步就武功自废了”。

　　（三）消耗浪费大量时间精力。“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是低端产品，另外，研究不同领域，仅阅读文献这一最最基础的研究准备，都会折腾你半死”。“要学术发表，还要和长期研究同领域的同行竞争，这又需要投入更多”，“关键是最后即使发表了，大多也不是好的成果，在越来越重视代表作制的评价体系情形下，也没多大实际用场”。“其实这样对学者本人的学术生产效率也不利，如果学者在某个方向有持续深耕，借以时日，其研究的整体效能和效益就会凸显，并逐渐在学界有自己鲜明的标签和特色”。“啥都研究的学者也花了不少时间，但是得不偿失，这就像读书，与其读许多流行读物，不如深入读懂一本经典”。

　　（四）易留下“万金油”的负面印象。“啥都研究的‘万金油’式的学者，学界是不认可的，啥都研究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啥都研究不出名堂来，除非他是天才”；“‘万金油’式研究容易成为过眼烟云，无法回到一些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或大问题上”；“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通讯评审环节，看到申请人前期成果的研究选题很散、相关性不大，即便数量多也难获得好评价”，“啥都研究的学者在相关的论文、课题、职称或人才评审中，遇到稍有学术专业操守的专家，时常很难得到正向积极反馈”。

　　青年新闻传播学者如何聚焦自己的研究方向，笔者建议：一是首先侧重在博士毕业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方向的选择，着重对博士毕业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未竟的研究问题展开回应，争取形成系列学术成果；在工作两到三年后，如果已有研究领域可挖掘空间不大或产生了研究倦怠，可围绕这些领域展开“上下左右”研究领域的拓展延伸。二是设若觉得博士毕业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空间实在不大，或研究兴趣实在太低，那可以结合自身既有研究积累，尤其是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积累，以及自身的研究兴趣，通过请教师长、年龄相仿的出色学人，揣摩国际国内顶刊的前沿议题，参加高端学术会议等方式来重新规划研究方向。三是着重以是否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挖掘的潜力来评判所选择研究方向是否值得聚焦研究。

　　六、时代使命意识

　　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新闻学在中国已有百年，传播学也有40多年。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新闻传播学已由一个边缘新兴学科成长为新时代的显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将新闻学列为11个具有支撑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可以这样说，当前的青年新闻传播学者进入了本学科历史上最受重视的时代。然而，与国家重视和社会期待相比，新时代我国新闻传播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面临着完成两大历史使命。

　　（一）实现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重大转型。与工业时代相比，大数据时代的媒介、媒体与传播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必然会催逼主体基于工业时代新闻传播实践特征而诞生、演变、发展的新闻传播学亟须展开重大转型：

　　1.侧重于回应实践问题的转向。一方面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传播规律而带来大量的新兴实践问题，另一方面正在成为现代社会运行基础设施的新媒体有着传统媒体完全无法比拟的强大外部效应，给各行各业催生出太多的实际问题。这些实践问题不研究清楚，不利于新媒体行业和整个现代社会的有序发展，也不利于适应新媒体环境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重构。

　　2.存增量理论的再检验和扩容。拥有独有、丰富、体系且成长性好、外部效应大的理论是主流学科所具备的基础条件。主体理论单薄、外部效应相对较弱这是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的薄弱环节。进入新媒体环境，新闻传播学理论急迫面临着存量理论再检验和增量理论亟待扩容的新任务：“新媒体环境中新闻、媒介、媒体、新闻媒介或媒体、传播、受众等众多基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再理解，党报理论、耳目喉舌功能论、媒体社会责任理论、大众传播效果理论等基干新闻传播理论也需要再认识”；“新闻传播学亟待根据新媒体环境特质孕育出诸如信息茧房、长尾效应、平台经济等更具有解释力的大量增量理论”。

　　3.朝着平台型学科转向的趋势。新媒体对社会各方面的泛化影响，使得新媒体所涉及的问题几乎可以触及每个学科。以问题研究为目标任务吸纳综合多学科知识使新闻传播学成为“平台型学科”，正在成为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重大转向。对此，国内不少学者表示认同，“目前各行业都进入一个深度媒介化生存状态，我们学科像语言学、哲学一样，成为各学科基础和支撑，趋向成为平台型学科”，“平台型学科的定位，走出单一的新闻传播学思路，符合教育部的‘新文科’建设需要”，“我基本同意新闻传播学成为平台型学科的发展道路”，“新闻学和传播学在起步时就是综合性的，新闻学是在社会学（新闻与社会关系）、伦理学（普遍性伦理原则与新闻伦理原则）、认识论（新闻与真相、新闻与事实）、政治学（新闻与制度、新闻与权力）、经济学（新闻需求、新闻消费）等多学科视野中展开的，传播学更是如此，是在多学科综合研究中起步的，以致每一个参与创建学科的学者都有各自的学科身份”，“我赞同这样的学科转向，只是实施起来不容易”。

　　4.教育范式的革命性转变。新闻传播学教育顺应新闻传播行业人才需求而生、而变，新兴媒体行业兴起必然会催逼主要供给传统媒体人才需求的新闻传播教育进行自我的范式革命。“为新闻传播行业输送专业人才一直是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主体任务，现在媒体的主阵地在新兴媒体，但是按照新兴媒体的人才需求，我们培养的学生类型是很难与他们的需求相对接的”，“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新媒体都不需要，那么我们学生培养的专业特性就大打折扣，社会干嘛还需要你这个专业”，“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对教育理念、教材、课程、教学方式等整个新闻传播教育体系展开颠覆性创新”。

　　（二）建立百年未有大变局时代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近些年，中美贸易冲突、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交叠出现，世界进入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处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的中国越发认识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供智助力，需要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建立任重道远。与传播学相比，当前我国新闻学有被大幅弱化的趋势，“有人做过研究，最近三年我国重要的新闻传播学刊，传播学的论文发表几乎数倍于新闻学论文”。另外，历史上我国本土新闻学以党报理论为核心理论而渐趋构建了能形成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雏形，然而，改革开放后西方新闻学引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新闻学的方兴未艾，这套体系发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完善和快速发展。可以这样说这二十多年，无论是新闻学教学和学生培养，还是学术研究领域，西方新闻学都影响至深。直至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后，着重以“中国特色新闻学”为核心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才开始大幅度出现。然而，这些成果一方面总体数量少，另外，大多属于倡议、规划设想研究，离真正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与新闻学相比，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搭建更是任务艰巨。与新闻学不同，我国传播学属于西方舶来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西方引入国内。“如何基于中国本土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避免出现传播学的‘水土不服’，甚至‘方枘圆凿’的现象，这是新闻传播学人始终关注和努力解决的学科发展问题”，“当前看虽有相当研究积累，但在原创概念和理论、独有的研究范式、知识生产体系化以及全球贡献和认同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需要全体新闻传播学人的共同努力，特别需要青年新闻传播学者的不懈奋斗。历史上新闻传播学人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在为学科合法性而踯躅前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今显学地位的获取，既有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但更多承载着新闻传播实践的革命性变革和新媒体对社会方方面面重大影响而催生的各界对新闻传播学的更大关注和期待。如果新闻传播学人承接不了这些关注和期待、完成不了时代使命，学科地位自然会有被削弱的危险，而这对青年新闻传播学者的未来学术事业发展最为不利。于个体研究而言，把脉住并尽力对接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青年新闻传播学者就能在大的学科格局下更为科学合理地规划自身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做“躲在小楼成一统”的象牙塔研究，有利于产制更中心、更重要、更接天气和地气的学术成果；此外，了解并尽力对接时代使命，“有助于青年学者向内迫使自身有意识地学术自反，反思自己的学术路径、对象、方法甚至问题意识和格局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形成？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当既有的、看似本应如此或者从来如此的学术实践成为被审视甚至质疑的对象，研究者才会将个体的学术实践与更加广泛的时代结构连接在一起”，正如贺桂梅提出的，这种自反性既让我们对时代经验带来的特殊性保持敏感，同时也让我们拥有不被特定时代所局限、能超越情景性进行学术思考和对话的能力。

　　学无定法。上述所谈的学术规划意识，只是笔者个人经验、有限观察和部分访谈所得出的管窥之见和一家之言。学术研究的灵魂是创新，笔者也谨慎地认为，规划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对创新的束缚。青年新闻传播学者具体应走怎样的学术道路，还需要根据自身的兴趣和其他个人实际情况来安排。谨此抛砖引玉，供方家斧正。

　　原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