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屋檐下:奥古斯丁政治哲学研究

花威 著

ISBN:978-7-5227-2402-7

2023年9月

定价:128.00元

内容简介：

寓于四五世纪罗马帝国风雨激荡的历史处境，奥古斯丁努力应对北非地区的多纳图派分裂，积极介入卡拉马暴乱、罗马城陷落和蛮族入侵威胁所引发的政教争端，为此撰写了书信、布道等多种政治著作，并以《上帝之城》作为自己的回应总结。向上结交游说各级官员，向下安抚劝勉两派信众，奥古斯丁不惜立于帝国屋檐之下，不惧居于刀剑暴力之侧，既批判罗马长久传统中的国家神学，又肯定尘世国家必要且关键的正面作用，以维护尘世的秩序与和平，保障尘世中的信仰羁旅，使人最终得以进入建基于正义之上的永恒国度。

作者简介：

花威，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奥古斯丁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史，在《哲学与文化》《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和《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等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译有《奥古斯丁〈罗马书释义〉》等，当前专注奥古斯丁书信全集的翻译与研究。

如果只阅读《上帝之城》,我们得到的印象可能是,奥古斯丁对尘世和尘世国家几乎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如果对照着驳斥多纳图派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有着有限但关键性的积极作用,可以维护尘世的秩序与和平,保障尘世之中的信仰羁旅｡菲吉斯(John Figgis)甚至说:“只有对照着驳斥多纳图派的著作,《上帝之城》才能获得其解释｡在那场冲突中,奥古斯丁最终接受了国家权力的帮助｡”因此,在本书中,我们有必要以多纳图派的发展史和所引发的政教问题为引线,接续为了回应卡拉马异教徒暴乱､罗马陷落和蛮族入侵威胁而撰写的政治著作,最终以《上帝之城》为核心文本,来深入考察4—5世纪罗马帝国的政教关系和奥古斯丁对此的全面论证｡

在第一章中,我们将梳理多纳图派的历史和奥古斯丁与之的交锋｡过往对多纳图派的研究大多作为奥古斯丁､早期教会史和古代晚期研究的附属品,但由于文献翻译和考古发掘上的进展,这一研究在21世纪以来开始成长为较为独立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从历史上看,多纳图派源起于罗马帝国的宗教迫害,基本终结于罗马帝国的宗教强制,其主要活动历时百年,余波则延续到6—7世纪｡从君士坦丁､朱利安到霍诺里,罗马皇帝在调解､扶持和压制多纳图派的政策摇摆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出任司铎和主教之后,奥古斯丁领导北非大公教会对内整顿纪律､培训主教和阐释教义,对外与多纳图派进行理论论战,并游说帝国宫廷和各级官员积极应对游荡派的宗教暴力,最终以405年的《合一敕令》和411年的迦太基会议取得了对多纳图派斗争的全面胜利｡

第二章分析奥古斯丁在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做法｡游荡派的宗教暴力是北非大公教会要求帝国镇压多纳图派的直接理由,也是最终导致霍诺里皇帝颁布《合一敕令》和《西蒙迪敕令集》(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14的直接原因｡作为宗教强制的基本方式,从狄奥多西皇帝到霍诺里皇帝发布了多条敕令,经济处罚和人身处罚并用,不仅要求对多纳图派主教罚没教产,对一般信徒则罚没地产､处以巨额罚金和剥夺订立遗嘱的公民权,还要求对暴力袭击大公教士的行为处以死刑,对执法不力的行省官员同样处以罚金｡这些法律政策严密且严厉,有效促进了多纳图派最终选择回归大公教会｡在这一过程中,奥古斯丁主要以帝国高级官员为游说对象,要求其作为平信徒所具有的世俗权威听从并服务于自己作为主教所代表的神圣权威｡这种政治与信仰之间的双向互动是奥古斯丁与高级官员交往的基本模式,实现了北非大公教会百年来的组织目标,成为政权与教权､官员与主教合作的成功范例｡

为了论证宗教强制的合理性和国家在其中的功用,第三章追溯了从初代教会以来对待罗马帝国的态度,梳理了奥古斯丁从强调对话到认可强制的重要转变｡在爱上帝的同时,耶稣和保罗都强调,爱邻如己是更为切近的､作为入手处的道德要求,不应当以任何暴力对待他人｡对于罗马帝国,耶稣明确区分了“凯撒的物”和“上帝的物”,允许纳税纳捐;与此同时,保罗自豪于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积极利用帝国道路和法律提供的便利进行传道｡延续这一立场,护教士们也祝福罗马皇帝和国家,但拒绝皇帝崇拜｡从初代教会开始,基督教会就陷入分裂和异端之争,如何维护教会的合一成为长久以来的难题｡从对参与叛乱的多纳图派的惩罚中,奥古斯丁看到了罗马帝国政治强制的实际效果,开始从理论说服的无效中转而认可帝国层面上的宗教强制,进而以《罗马书》13:1-7为经文基础来论证世俗权威的合法性,承认帝国对宗教事务的管辖权力,要求以爱和仁慈为出发点来惩罚多纳图派的暴力行为,强制其回归大公教会,以实现北非教会的合一和北非地区的稳定｡

卡拉马异教徒暴乱､罗马陷落和蛮族入侵威胁是奥古斯丁经历的三场重大事件,分别对应着异教徒与基督徒的冲突､宫廷与蛮族军队的冲突和宫廷与行省将军的冲突,展现了西部帝国在5世纪初所处身其中的风风雨雨｡第四章以这三场重大事件为主要内容,考察奥古斯丁对之的理论回应｡对于卡拉马异教徒暴乱,奥古斯丁批判了内卡塔瑞(Nectarius)所主张的西塞罗式的古典爱国主义,要求以德性而非放火来实现城邦的繁荣;仁慈只是不对肇事者施行死刑和肉刑,但一定要处以严厉的经济惩罚,否则会引来更多的效仿者｡罗马陷落是罗马帝国5世纪初政治军事交困引发的偶然事件,其实质损害并不大,但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动｡奥古斯丁以布道和撰写《上帝之城》予以回应｡其中认为,罗马所经历的只是惩罚,而非所多玛那样的毁灭;在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的划分中,罗马并非永恒之城,而只是终将经历兴衰的地上之城,其中也找不到真正的义人｡对于蛮族入侵的威胁,奥古斯丁多次写信勉励行省将军博尼费斯(Boniface)｡其中认为,军人同时可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对公应当坚守自己的军事义务,停止反叛宫廷,并保卫北非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同时,对私应当摒弃尘世的贪欲,过圣洁的禁欲生活,以盼望将来的神圣和平与永恒安全｡沐浴着充满暴力的帝国风雨,奥古斯丁既鼓励大公教会寻求帝国刀剑的保护,秉持着仁慈和饶恕来诉诸合法暴力,又延伸解释“打左脸转右脸”的经文,鼓励大公教会反抗多纳图派或异教徒等的非法暴力｡

第五章以《上帝之城》为核心文本,探讨奥古斯丁对罗马皇帝和罗马帝国的态度｡对于罗马皇帝,奥古斯丁抛弃了优西比乌式的对君士坦丁的热情颂赞,也抛弃了奥罗修斯(Orosius)式的对奥古斯都(Augustus)开创帝国的积极肯定,虽然认可以狄奥多西为模范的几乎作为圣徒的基督徒皇帝,但他仍然认为,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完全摆脱犯罪的诱惑,而必须和普通信徒一样追求灵魂的拯救｡对于罗马帝国,奥古斯丁认为,罗马崛起于对自由的欲望和对统治的欲望,其国家不是西塞罗意义上以德性为目标的古典共和,更不是基督教意义上以爱上帝为目标的真正共和｡即使狄奥多西成为圣徒皇帝,而广大臣民成为大公教徒,罗马帝国作为地上之城也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共和国｡在宗教身份上,奥古斯丁既要求以大公主义来替代多纳图派所主张的地方主义,也要求以信仰优先来替代罗马帝国所要求的政治优先,以至于从优西比乌和奥罗修斯等为帝国辩护的立场进入自己的超越国家的立场,既批判罗马共和国和帝国,也不认可尘世的基督教国度,反而要求从时间和空间进入永恒和天国,将基督信仰无可置疑的有效性建立在此世之外和今生之后的上帝之城中｡针对中世纪所形成的“政治奥古斯丁主义”(political Augustinianism),奥古斯丁本人不会予以认可,既不会要求尘世国家成为上帝之城的政治实现,也不会要求基督教会完全隔绝于尘世国家所代表的俗世,反而坚持政权和教权在适度分离与相互尊重之间保持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