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开始的传教士来华由中西会通时代的大潮流所推动，西方近代科学开始由利玛窦等第一批耶稣会士携到中国。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最重视的事务就是历法和兵事，源自对农业生产和军事战争的现实需求。传教士带来的历法、地理知识以及珍奇科技器物使与之接触的明朝士人大开眼界，深深震撼了徐光启等引领时代风气的高级官员，使其纷纷向传教士访求各种西方科学知识。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其询得彼国武备发展情形，意识到先进的西方火器技术是改变明末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希望所在。而传教士亦认识到火器技术这一切入口，希图利用火器技术的传播获得明朝政府的好感，进而增进对天主教的好感，有利于在中国传教。

西方火器技术的传播成为明清时期中西碰撞和交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西方传华的火器技术主要来自传教士的引介，主要承接者为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中国第一批与耶稣会士有着密切接触的明朝官员。明末火器技术发展依托于由耶稣会士、明朝官员、军事将领等组成的西方火器技术传播关系网，这一时期出现的西式火器器物（三次赴澳门购募西炮）和西式火器著作，以及火器的制造与使用（徐光启的军事改革、孙元化建立的第一支西式火器部队等），都与这一关系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由于葡萄牙特殊的宗教背景，以及15—16世纪特殊的国际形势（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西方大扩张），使澳门成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主要入口，也是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必经中转站，明末来华的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都是如此。在葡萄牙的经营下，澳门不仅成为远东贸易中心，而且成为远东传教中心（后来设立的澳门主教区管辖中国、日本、朝鲜的传教事务），更成为西方火器技术传华的中转地。明廷的三次购募西炮西兵行动，都是经由澳门与葡萄牙当局交涉而实现的，这是当时中国引进红夷大炮的最主要途径。而澳门葡萄牙当局（澳门议事会）之所以答应明廷的要求，最重要的就在于向明廷贡效西炮西兵可以获得明朝政府的优待，从而有利于拓展其在中国内地的贸易与传教活动。赴澳门三次购募西炮西兵产生的后续效应直接体现在徐光启的军事改革上，孙元化在登州建立的第一支西式火器部队便是这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通过对中国火器技术发展脉络的梳理，研究了16—17世纪中国火器技术的知识谱系及其进路。在这一进路中，鸟铳、佛郎机铳、红夷大炮这三种功能和形制差异较大的火器（分别为单兵作战火器、中型火器、大型火器）均从国外传入，在本土化后成为中国的主流火器，深深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的火器技术知识体系。通过对鸟铳在明代的传播与流变、佛郎机铳在明代的本土化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剖析了这两种火器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影响。对于红夷大炮的研究，则主要从明朝购募西炮西兵及其影响、西方火器技术在华传播关系网、西方传华火器技术主要内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展示了红夷大炮传华的历史图景及其知识图谱。最后，对火器技术与明清鼎革、火器技术与明清科技及社会转型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火器技术内容之外，探究火器与战争、火器与社会的关系。

本书通过梳理从明末传教士来华以及由此产生的火器技术传播关系网，研究西方火器技术传播的相关过程和内容，补充既有研究成果未深入研究或涉及的知识。通过对以《西法神机》《火攻挈要》《守圉全书》等为代表的火器技术著作的挖掘，力求得出新的线索和论题，从而构建一个比较完备和全面的西方火器技术在华传播关系网及其知识体系。《西法神机》和《火攻挈要》的内容相近，都论述了火器的制造与使用之法，还涉及了造药、造弹、造车技术，全面地反映和展示了明末吸收西方火器技术的主要成果。《守圉全书》在山西省图书馆藏有善本，《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根据上海图书馆的残本（缺最主要的第三卷）进行过影印，该书最重要的内容在于引进了西方的铳台技术，并进行了详解。此书还包括《委黎多报效始末疏》和别处不存的徐光启、李之藻的佚文若干，记述了与西方火器技术传播有关的重要内容。目前对其进行的研究较少，浏览其中的内容可以发现，它记述的主体内容是军事，内含大量的火器知识，因此理应成为火器史研究，尤其是西方火器技术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

学术界对于西方火器技术在华传播的研究，侧重于弹道技术、模铸技术等方面的论述。本书则重点解读关注较少的倍径技术和铳台技术，厘清倍径技术的数量标准及其在火器技术中的应用。通过中国和西方铳台技术的对比，对铳台技术这一对火器的效用影响甚大的技术内容的传播情况，以及军事技术家对其的认识进行解读。由此，使当前对于西方火器技术在华传播研究的内容得到完善（一般而言，分为弹道技术、模铸技术、战车技术、火药技术、倍径技术、铳台技术6项内容）。

本书主要通过严谨细致的爬疏史料和对新史料的把握与挖掘，利用古籍数据库进行“e考据”，得出新的视角和内容。参考的最主要文本为《明实录》《清实录》《明经世文编》《明清史料》《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中国兵书集成》《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等大型文献丛书，这些丛书里有大量关于明清火器技术的内容，可以将其整理出来，为研究所用。适当地利用个人记述与正史参照，更全面地进行明清火器技术史的相关研究。研究思路主要依托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稀见科技史料的挖掘与解读，体现在《西法神机》《火攻挈要》《守圉全书》等珍贵的文献上。对流传范围狭小的《西法神机》进行重点研究，对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的火器倍径技术进行了剖析。对全本仅存于山西省图书馆和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仅依据上海图书馆的残本影印发行过一次的《守圉全书》进行重点研究，对韩霖花大量篇幅论述的西方铳台技术进行解读。

第二，提出关于明清火器技术的新视角与新观点，认为明末对西学友好官员在朝中的起伏影响了明清火器技术的兴衰。而且，纵观西方火器技术传播背景下的明末火器技术实践成果——宁远大捷、徐光启的军事改革、孙元化建立中国第一支西式火器部队，以及明末火器技术理论成果——《西法神机》《火攻挈要》《守圉全书》，均与这一群体有关。

传教士东来后的中西交流史上有一个知识群体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明末出现的中国第一批西学群体，审视西学东渐的过程，可以发现很多领域都与明末对西学感兴趣的士大夫有关系。西方火器技术传播亦不例外。从最开始与传教士接触的徐光启力倡引进西学，经世致用，到后来负责购募西铳的李之藻、张焘、孙学诗，以及用西方火器技术装备和训练明朝军队的孙元化，还有《火攻挈要》《守圉全书》的作者焦勖、韩霖，都与西学有关系。

对于这一西学群体在中西会通方面的作用，黄一农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认为徐光启引进西方火器技术的实践主要是由其门人完成的，尤其是其学生孙元化取得的成就最大。

徐光启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集中于数学、历法、农学和军事四个方面，相对而言，学界对于其军事方面的贡献关注较少。

本书通过对明末对西学友好的士大夫的梳理，最终勾勒出一个西方火器技术传华的完整图景。而且可以发现，这些士大夫的贡献都与徐光启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进而也能对徐光启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作用进行一定程度的回应。明末西学群体的科学地位在近年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如中国著名科技史专家胡道静（1913—2003）就认为孙元化是“与黄道婆、徐光启并列的上海地区最杰出的三位科学家之一”。因此，对其进行严肃而深入的学术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其吸纳及传播西方火器技术的过程和在其中的作用都应该进行全新的评述。

《明清火器技术史论》

冯震宇 著

ISBN：9787522720975

2023年9月

定价：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