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战略形势复杂多变。在亚太地区，东北亚日益成为大国博弈与秩序重构的焦点。东北亚地区拥有庞大的经济及安全战略能量，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权重持续升高，然而地缘政治环境及域内国家间关系复杂，加之外部霸权势力持续干预，导致历史问题难以解决，现实矛盾不断涌现。美国拜登政府加大对亚太战略投入，调动日韩盟友发力，推动对华战略竞争，以致东北亚地区形势复杂严峻，安全风险明显加大。

　　（一）地缘政治分裂加剧，大国对抗风险加大

　　美国积极鼓励、授权盟国在其地区战略中发挥作用，加剧地区格局阵营对抗趋势。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意图在管控中美冲突风险的同时，利用多边制衡手段，调动盟友力量展开对华竞争。这不仅使中美关系对抗性上升，还对东北亚区域国家战略选择产生影响。日本积极响应并主动利用美国战略牵引，在意识形态、经济安全领域，以及台湾问题方面展现“联美制华”态势，以强化美日同盟为优先议程，在对华外交中着力表现“自我主张”，与美国强力共推“自由开放的印太”。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寻求改善对美、对日关系，改变文在寅政府的平衡外交政策，加强韩美同盟，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合作体系，更多从战略安全而非经济角度定位、处理对美及对华关系。日韩关系在美国撮合下趋向改善，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重新抬头。2023年8月，美日韩峰会达成“戴维营原则”，拟扩大三国安全与经济合作，将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制度化”，包括每年举行军事演习和三边峰会。

　　（二）军备竞赛趋向激烈，自主安全、竞争安全观念与动向明显

　　日本利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积极推动国家安全战略转型。2022年底，日本出台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与之配套的《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放弃“专守防卫”原则，打造先制性“反击能力”，即此前所称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拥有各类远程攻击性导弹，并与美军共同运用“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借乌克兰危机渲染局势紧张，制造战略恐慌，从而为强化军事体制法制、加大军力建设投入、促进军事与外交政策捆绑制造法理依据，军事化节奏明显加快。从2013年到2024年，日本防卫费实现“12连增”，从4.75万亿日元增至近7.92万亿日元，增幅达66.74%。韩国亦以安全环境恶化为由加大国防投入，提出“未来国防创新计划”等一揽子改革方案，开发和采购创新军事技术，重组国防部附属机构，以“国防自主”为目标积极与美方协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三）安全热点频频升温，危机管控难度加大

　　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碎片化、复合化；古代朝贡体系、近代殖民体系与冷战两极体系要素杂糅；全球化、区域化潮流与传统地缘竞争、势力范围逻辑交织；结构转型迟缓，制度构建艰难，战略互疑上升。冷战结束30多年后的今天，东北亚政治安全领域的“冷战遗产”依然存在，并在美国及其盟友推波助澜下，摩擦与矛盾日益升级。其中，作为东北亚地区传统安全热点，朝鲜半岛问题有关各方矛盾突出。在拜登政府高压政策下，朝鲜频繁试射导弹。美国进而加强制裁力度，与日韩在半岛周边频繁军演，力图以三边安全合作钳制朝鲜。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南北关系趋向恶化，半岛紧张局势加剧。台海问题再度升温，成为地区安全热点。2021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拜登总统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将所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列入两国共同关切的议题。时隔52年，美日领导人重提“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气焰。5月，美韩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首次写入所谓“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内容。特别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及两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炒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台湾有事”必然发生等，都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紧张。

　　（四）秩序体系动摇，协调机制失灵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东北亚各方围绕地区秩序的分歧进一步凸显。美国联合所谓“民主盟伴”，针对中俄强化意识形态攻势。美日标榜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试图主导地区秩序重构进程。美国及其盟友与中俄在安全利益及安全观上的分歧与对立，可溯及围绕战后国际秩序观的分歧与对立。美日等主张“旧金山体制”，而中俄则坚持《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立场。在秩序体系动摇、观念对立加剧情况下，亚太及东北亚安全协调机制陷入失灵状态。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制造集团对抗、导致地区分裂。曾在东北亚安全协调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多边机制，如六方会谈则难以重启。由东盟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影响力有限，且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无法在东北亚发挥作用。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如中日、中韩间一度探索的建设性安全伙伴关系受挫。作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交互作用最集中的地区，东北亚尚未形成有效的、覆盖整个区域的安全协调机制。

　　（五）战略博弈及安全矛盾阻碍区域经济合作

　　在东北亚历史上，政治安全矛盾一直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突出障碍。冷战时期，东北亚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对垒的前沿阵地。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日复交、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迅速开启。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迅猛发展。但由于受到历史因素，特别是“冷战遗产”影响，号称“冷战活化石”的旧有同盟体系及主权领土争端，严重束缚区域经济合作走深走实。美国忧虑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体系受到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的冲击，所以每当域内国家实现或即将实现重大经济融合之际，往往会触发或激化地缘政治安全事件。譬如，2010年日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方渔民和渔船事件、2016年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2021年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等，都发生在中日合作、中韩合作或中日韩合作即将取得突破之际。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呈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怪相，充分表明尽管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强劲，但总会遭遇政治安全因素阻碍，导致区域合作严重受挫。

　　（六）经济议题泛安全化，域内国家倾向与美西方保持一致，加强经济与安全挂钩

　　日本在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同时，通过领导组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机制，强化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日韩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在安全领域积极靠拢北约。当前，韩国民众的政治立场更加倾向美国及其盟友，如支持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支持韩国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支持韩美日加强三边合作等。2022年，拜登政府提出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计划，试图在半导体产业打造与中国“脱钩”的供应链。日本对此积极响应，于2023年5月公布《外汇及外贸管理法》修正案，将先进芯片制造所需的23个品类半导体设备列入出口管制对象，并于当年7月实施。日本渲染对华供应链转移、“去风险化”，希望借此承接部分高技术产业和供应链核心环节的投资，在强化日本市场国际优势地位的同时，抢占科技制高点。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下，2024年2月24日台积电位于日本熊本的首座晶圆厂正式投入运行，并宣布增资扩建第二家工厂。

　　来源：《东北亚学刊》2024年第2期；作者：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