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建立，离不开关陇集团的大力支持。所谓关陇，即陕西关中与甘肃陇山一带。这里长期胡汉杂处，游牧民族高度汉化，而汉民族也在一定程度上“胡化”。关陇贵族正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产物。陈寅恪称之为“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与峨冠博带、弱不胜衣的南朝贵族不同，关陇子弟则是“未遑文德，实尚武功”。他们不重读书，而希望以武功取得功名。北周许国公宇文贵少年时曾言：“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为博士也。”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一时期，公卿勋贵“类多武将”。经过西魏、北周、隋数朝经营，关陇集团逐渐兴盛，并向都城汇聚，尤其以五陵地区最为集中。这群人即唐诗中所云“五陵少年”“五陵儿”“五陵子”“五陵豪”“五陵少”“五陵公子”“五陵英少”。他们多家世豪富，尚武轻文，结交闾阎豪杰，培养自己的武装部曲。在隋末动乱中，这些关中豪侠大多成为啸聚一方的武装势力，其中一部分被李渊父子笼络，成为其扫平天下的武力依仗。

为了笼络豪侠阶层，李渊起兵之际曾颁布《授三秦豪杰等官教》:“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召集关中侠少子弟，建功立业。

唐太宗沿袭了高祖拉拢关中豪侠的策略。《旧唐书·太宗本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太宗门下召纳的“大侠”中，有一位公孙武达，《旧唐书》称其“少有膂力，称为豪侠”。豪侠阶层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帝国建立后，他们作为开国功臣，身居高位，并获得大量庄园、财富、奴仆等封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功臣都保持了任侠的风气，广蓄宾客、狩猎驰马。这样豪阔的行为势必引起贵族阶层效仿，又进一步促进了京都一带侠风的发展。

关中侠风炽烈，连王室成员也浸润其中。在建国初期，唐高祖李渊堂弟、淮安靖王李神通“少轻侠。隋大业末在长安。会高祖兵兴，吏逮捕，亡命入鄠南山，与豪英史万宝、裴、柳崇礼等举兵应太原”。唐玄宗在登基之前，也做出过为后人称道的豪侠之举。

潇洒豪迈之气，颇具唐传奇中侠客之神韵。

其他王室成员，如太平公主、韦皇后等，也都有结交豪侠之举。在这种风气下，任侠成为一种干谒的手段，不少人都想获取“侠名”以引起王侯们的注意。“初盛唐社会任侠活动的另一种，是勇决任气，轻财好施，结纳豪侠，以博取声誉，为晋身之阶。这多是权贵子弟与士族中人。这样的任侠，与初盛唐社会的‘终南捷径’实具同等意义。”任侠之风顺理成章地由上层扩大到了整个社会。

为了更好地理解唐代尚武任侠之风的盛行，我们必须考虑到陇西李氏的血统结构。李唐王室为关陇贵族的一员，本就有着少数民族的血统。朱熹曾言：“唐源流出于夷狄。”20世纪30年代刘盼遂、王桐龄等人力主“李唐为蕃姓”。陈寅恪也承认其血统中的胡化成分，“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可以想见，李氏血统既然为胡汉融合的产物，其文化制度上，也势必受两种文化共同影响。

自关陇集团兴起到唐建立，长安地区一直是胡汉杂处的前沿，民族交融的桥头堡。隋唐所建基的长安，一方面从精神上接续了汉之长安，另一方面也在政治、经济等制度上延承了北朝之长安。其重武轻文、希望马上得功名的风气，也必然一脉相承。

唐王朝也有意引导任侠尚武之风向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上发展。除了战争时期征召侠少年入伍外，还有武举与禁军两条制度作为保证。

武举与禁军使得尚武之人有了两个稳定的上升通道。武，从汉代的“犯禁”，演变成了唐代的正式晋身之阶。这从制度上保证了侠客的出路，从而促使任侠之风的兴盛。

五陵少年显然是这两项制度的受益者。武举并非只考技艺，对相貌亦有要求。要选拔“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正好与五陵英少相吻合。考生不但要习练武艺精熟，还要自己采购马匹、兵器、铠甲等，这已非贫穷之人所能负担的了。官胄子弟的资格要求，也让五陵少年免除了很多潜在对手。当然武举亦有外地士子考取，但他们也很快便融入五陵少年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唐前期禁军地位尊崇，选拔标准严格，侠客群体中也只有少部分能够进入。王翰《饮马长城窟行》“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可见金吾卫是普通侠客们羡慕的对象。《唐会要·京城诸军》：“先取元扈从官子弟充，如不足，任于诸色中简取二千人为定额。”“先取长六尺。不足，即选取五尺九寸已上，灼然阔壮，膂力过人者。”到了天宝末年，“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武举和禁军制度的推行，给这些“五陵少年”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可以设法通过武举步入官场、成为羽林军的一员，或是投靠王室成员成为门下之士。他们中大多数脱离了生产，在都城中四处游走，一掷千金。这种豪阔的生活方式，必须依附于权贵势力才能长久维持。

与汉代的郡国制不同，唐代招纳游侠的王公权贵大多聚集在长安。因此，也形成了以公主、诸王、驸马等为核心的京城游侠团体。他们出入高门甲第，驰马通衢大道，身份既是门客，又是将领的储备人选。武举和都城禁军制度，为这些游侠提供了正式晋升机会。一旦战争来临，他们立即能完成都城游侠与从军将士的身份转换。

支撑这种转换的，是初盛唐时期强大的国力以及相对宽松的上升渠道。唐高祖直至玄宗皆“志在四夷”，重视军功，对建立功勋的将士赏赐丰厚。这使得从“任侠”到“出将入相”的通天之路，不仅仅是文人的幻想，而且具备了实现的可能。两唐书中不乏从少年豪侠到名将良相的实例。如开国功臣柴绍“趫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丘和“少便弓马，重气任侠”、哥舒翰“家富于财，任侠重然诺，纵蒱酒长安市”、郭元振“任侠使气，拨去小节”、李君球“少任侠，颇涉书籍”等。可见任侠尚武、桀骜不羁已成为初盛唐人普遍的性格特征。

受时代风气的感召，无论赳赳武夫还是柔弱书生，都将目光投向大漠边塞。正如杨炯《从军行》所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唐代侠风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诗剑相逢即成歌：古代侠文学研究（先秦—唐）

辛晓娟 著

ISBN：978-7-5227-3691-4

2024年5月

定价：1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