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学术界对于“古史”的叙述与建构，史家辈出，观点多样。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就其基本历程和发展面相而言，大致如下。

第一，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受进化观念的影响，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强调中国古史经历了“传疑时代”（太古三代）和“化成时代”（春秋战国）。对中国古史的主线和发展阶段作如此描述，由此冲破中国古史言必称“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叙述模式。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史叙述模式发生转变的“分水岭”。

第二，五四运动兴起后，学术界大为提倡科学思潮。所谓“科学”，就是要讲理性，重新审视中国旧有的学问。顾颉刚等人提出的疑古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重新加以审视，对中国古书乃至古史的可信性大加怀疑，打破了“尊古”和“泥古”的传统观念，由此深刻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古史”撰述。“古史辨派”对于学术界追求可信的古史体系有着重要贡献。

第三，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后，学术界重建科学的、可信的中国古史的呼声越来越高。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都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凭据。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开始全面发展，以考古学文化谱系建构中国古史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古史开辟了一条新的叙述体系。

第四，郭沫若、吕振羽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意在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古史，用社会发展史的模式叙述中国古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中国古史，也成为中国古史叙述的一条重要路径和范式。

上述20世纪中国“古史”建构的基本历程和发展脉络，大体上反映了近现代学者对中国古史的认知过程。鉴于此，本书的研究重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分析“古史”叙述的时代背景、变化特点及其原因。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并指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及“最近史学的趋势”给予“特别注意”。对“史家”及“史著”的考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课题。本书以“史家”（人物）与“史著”（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意在梳理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古史”是如何一步步被“叙述”的。本书所谓的“史著”，即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而编著这些中国历史撰述的作者，即本书所关注的“史家”。史家的著作，不仅是一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同时也是史家所处时代特点的折射。“人”与“时代”之间的作用也是相互的，因此本书对史家及其著作的探讨也会关照当时的社会形势、时代变迁，希望将史家及其著作置于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加以综合的、客观的评价。笔者旨在将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置于20世纪中国史学乃至整体学术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与此同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不同发展时段之中，“古史”的“叙述”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亦是笔者所要关注的问题。

其次，探讨考古学的发展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加强多学科的整合研究是目前学术发展的趋势之一。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迥异，但仍有学者致力于相关学科的沟通和融合。在学科分化的框架之下，如何加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如何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关键点在于寻找彼此学科共同关心的“话题”，也即寻找不同学者对话的“空间”。中国“古史”诸问题，受到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各方学者的关注。以考古学为例，20世纪20年代的“疑古”思潮是促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因素之一，而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又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学术使命，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基本等同于“中国史前史”。从前期准备到研究性文章的完成，考古学工作分为不同阶段。考古现场的调查及发掘、考古发掘资料的分类与整理、考古简报的撰写基本上都属于考古学性质的工作范围。但是考古发掘工作及研究成果的具体应用，更多体现在“写史”方面。因此考古工作的价值，不仅应在“考古”方面给予评价，也应在“写史”方面予以探究。20世纪中国“古史”的建构历程，应属于中国考古学史和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笔者在参考、借鉴考古学发掘报告、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古史”撰述为基本的考察对象，以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考古学史为切入视角，试图探究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如何具体运用到古史撰述之中，历史学者对考古学的期待如何以及他们的期待是否合理，他们在看待及使用考古学材料及研究成果时又有哪些局限，在理论层面上考古学与历史学又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

再次，阐述20世纪“古史”建构历程中的“相异”与“共识”。在各式中国历史撰述中，与其他历史时段的内容相比，对“古史”论述的差别可以说是最大的。“古史的疑问多，可搞的题目自然也多”。这段历史有诸多难解的“谜题”，因此给编纂者也留下了广泛的讨论甚至想象的空间。从不同的“古史”撰述中可以看出编纂者所用史料、史学观念、治史思想的分野。治史者应注意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本书试图采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比阅读，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有关“古史”叙述的部分加以整体考察，探讨不同学者对“古史”撰述的相同或不同处理方式，或者分析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古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学者在“古史”叙述的一些内容中为什么会产生分歧，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达成共识。

最后，考察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与学术界的古史争鸣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所谓古史问题，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历史事实”层面下的“古史”，一是“历史叙述”层面下的“古史”，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古史”问题本身的研究以及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叙述，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古史”研究和“古史”撰述层面，对有关问题的看法，甚至存在不一致之处。学术界的古史争鸣，固然有无限讨论的可能，但是历史叙事本身又存在着文字表述的有限性与客观史实的无限性之间的紧张与矛盾。“历史叙述”层面下的“古史”，涉及文化传统、现实诉求、国家意志、政治宣传、史书体裁、读者群体等诸多因素，背后也牵涉“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这也是本书重点探究的内容。史家如何将学术界研究成果落实到具体的古史撰述之中，古史撰述反过来又如何影响学术界的研究和探讨，也值得关注。因此，本书依托史学史专业的特点，尝试调整问题意识，扩展考察方法，力图从“史家”与“史著”这个老话题中挖掘出新意义，以期进一步开拓史学史研究的新空间。

本书的研究难点主要集中于：其一，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对基本史料的搜集、分析、归纳和整理。本书涉及的时段较长，指向整个20世纪，并且20世纪的中国“古史”撰述体量庞大，且留存数量有限，在材料的搜集与归纳整理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其二，考察“古史”叙述与建构问题，不仅涉及历史学知识，同时也与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的概念、知识有关，因此对相关学科领域的关键概念、知识结构的了解和把握，也成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难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古史”一词有不同的内涵以及界说，综合考虑相关言说的用语习惯，本书所用“古史”一词，泛指秦统一六国前的中国历史。虽然《隋书·经籍志》有“古史”一词，系一种由《春秋》发展演变而来、体裁为编年体的史书分类，但在中国近代史学的相关言说中，很多学者将“古史”等同于“上古史”。“上古”一词与“中古”“近世”等词并列，用于历史分期。如果从“断代”角度而言，“上古史”有时等同于“先秦史”。按照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的观点，“上古史”亦包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阶段。以起讫时限而论，本书所指的“古史”，下限为秦朝统一六国，但是没有上限。

本书并非对“古史”诸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而是从已经发表或出版的历史撰述中考察学者对“古史”是如何“叙述”的。各章安排，以中国“古史”建构的具体“问题”（如分期与断限问题、“古史”撰述对神话传说材料的“处置”方式、考古学的发展与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历史撰述中如何阐释人种起源问题、历史撰述中如何阐述国家起源问题）为导向进行论述，具体“问题”之中，则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加以展开，力求横向研究与纵向探讨相结合。当然，各个“问题”之间亦存在联系，在具体的行文中会加以映照说明。结语部分，尝试总结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基本标准。

《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王兴 著

ISBN 978-7-5227-3646-4

2024年8月

定价:95.00元

作者简介：

王兴，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2016年）、历史学博士（2019年）。曾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马克思主义史学、考古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内容简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出现了流派纷呈、方法各异、观点多元的复杂局面，甚至有过激烈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历史撰述的许多精彩“交锋”，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如何撰写“古史”部分。本书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作了条理清晰、材料充实的阐述和探究。以中国“古史”建构的具体“问题”为导向进行论述，具体“问题”之中，则基本以时间为线索加以展开，各个“问题”之间亦存在联系，力图横向研究与纵向探讨相结合，进而呈现出中国“古史”建构的整体面貌。本书依托史学史专业，调整问题意识，改进考察方法，旨在从“史著”和“史家”研究的老话题中挖掘出新的意义，开拓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