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和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经验。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革命胜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在革命战争胜利发展之际，毛泽东于4月21日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封面特别加写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深思熟虑的重大决定

　　毛泽东把消灭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作为1948年全党工作的抓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到1948年，党已经拥有300多万名党员，政治上更加成熟，威信进一步提高。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战争环境之中，党中央曾经允许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权。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有利于地方工作的开展。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革命与反革命决战即将来到，需要全党全军一盘棋之时，这种状况就成为革命继续前进的严重障碍，并且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为此，毛泽东要求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即1948年，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用最大的努力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

　　因此，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使全党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使中央及时了解各地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时总结群众实践中的新经验和新创造，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领导和决策的正确，就历史地摆在全党面前。

　　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加强全党全军的组织纪律性建设，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1948年6月1日，中央宣传部为重印该书的第二章写了前言。前言指出：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全党干部要迅速克服工作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或经验主义，以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前言强调：毛主席这个指示，对于我们当前的大革命，极端重要。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已在拥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并在某种程度上连成一片的地区当政；没有疑问，随着革命的继续胜利，我们党行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要保持已取得的胜利并继续胜利，达到全国规模的胜利，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意义。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解决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党中央采取的重大举措就是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建立报告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少犯或不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指示对报告制度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例如，报告必须由中央局和分局书记亲自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当地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要求报告的字数除特殊情况每次以1000字左右为限，最多不超过2000字。军队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及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指示特别强调，“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

　　3月25日，毛泽东就建立报告制度为中央起草了给中央局、分局、前委的补充指示，进一步作了三项具体规定：（1）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2）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中央。（3）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督促请示报告制度的落实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发出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指示的落实。8月14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对1948年初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后的执行情况作了说明，指出：自从中央建立请示报告制度以来，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兵团首长有所警觉，开始遵守中央规定和报告制度。但是，“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指示甚至将这种现象类比为“张国焘倾向”，认为“中央不怀疑现在中共党内有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具有铁托倾向或张国焘倾向，但是决不能放松将这当作一种可能的危险倾向来加以注意和预先警戒”。（《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423页）对于是否存在“铁托倾向”或“张国焘倾向”，毛泽东给出的虽然是否定的回答，但他这样讲，无疑是一种十分严厉的警告，目的在于使全党、全军对无政府和无纪律状态提起高度警觉。指示还严厉批评了对中央请示报告敷衍的态度，要求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其后，党中央又多次检查，并且通报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情况，批评某些单位和部队仍然存在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各自为政、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的现象。要求所有兵团及军区负责人，严格及时地执行请示报告制度。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起草了一封给东北局的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东北局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敷衍态度，表扬了邓小平在大别山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作综合性报告。

　　8月23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指示，要求各地改进向中央作综合报告的工作，认真检讨经验主义、无纪律等错误。强调：“不能因为做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请示报告制度，毛泽东于1948年8月28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决议的第三稿上加写了一段话，要求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与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意志、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夺取全国胜利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