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旧体诗词具有“因时而变”的时代面貌，这不仅体现在其精神内涵与文体样式上，而且体现在传播实践上。作为抗战时期旧体诗词构成机制之一的传播活动，不仅规约着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呈现形态，而且对其文学观念的革新、文学意义的生产、文学形式的“换代”等方面都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传播实践在现代民族战争语境中呈现出了理念、群体、方式等多向度的更迭与变化，是传统诗学观念“诗可以群”的现代化转型实践。

　　组织传播形态：诗词社团

　　抗战时期的诗词社团可分为三种类别，即抗战属性突出的诗词社团、教育属性突出的诗词社团、友好属性突出的诗词社团，从中可以窥得抗战语境中民族精神文化生态的繁复性。

　　在抗日战争这一风雨飘摇、山河同泣的危急关头，文学成为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精神力量。这种“以笔为枪”的时代文艺特质自然感染到正值复兴态势的旧体诗词，使得抗战时期诗词社团中出现了“抗战属性”较为突出的一类。怀安诗社与湖海艺文社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种融文艺与抗战于一体的诗社建构理念，饱含为了自由独立而奋斗的现代民族精神，是在硝烟弥漫的民族战争中吟唱出的抗战壮歌。

　　另有突出现代教育理念的教育属性的诗词社团，此类社团多依附于诗词授业活动。1932年，中央大学以吴梅为指导教师建立了梅社。梅社的社员全部是爱好古典诗词的女学生，如沈祖棻、尉素秋、曾昭燏、杭淑娟等。再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其诗词结社活动亦较为繁多，构成了较为夺目的诗词社团群像，如国风诗社、持恒诗社、秋水诗社、芙蓉诗社以及后起的变风诗社等，在“教”“学”一体的现代教育运行模式中，“移风易俗”的诗词创作实践获得尝试。此类以诗词社团为依托，现代模式与传统模式交织并行的旧体诗词教授形态，不仅维系了抗战中古典诗词命脉的传承之路，而且为抗战时期旧体诗词创作增添了众多别致风情。

　　在抗战时期，另有众多友好属性突出的诗词社团，此类社团往往承担着切磋技艺、共究学术等功能。如建立于重庆的饮河诗社。饮河诗社秉承“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之理念进行诗词创作，其笔下多有针砭时弊、呼吁抗战、关注民生的时事之作。作为抗战期间较为重要的旧体诗词社团，饮河诗社是当时纷乱残酷的战局中怀有共同心志的友好们以诗相交、以诗明志的重要载体，为旧体诗词的创作及其理论建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媒体传播形态：报纸期刊

　　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修补与弥合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古典诗词发展史上的断痕，是古典诗词在现代语境中“复活”的重要明证。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在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勃勃态势之中，旧体诗词的创作与传播活动锐减。但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战语境中，旧体诗词则突出重围，以频繁且活跃的传播实践宣告了自身的强势“回归”。其中，以报纸期刊为主体的媒体传播形态是旧体诗词在抗战时期进行播撒的重要媒介，呈现出数量可观、种类多样的时代面貌。

　　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现代媒体传播有诗词社团创办的社刊、专门性的旧体诗词期刊、登载旧体诗词的综合期刊等。汇总、编辑、印刷、传播等现代纸媒的运行链条，突破了传统的“诗可以群”活动的即兴性、瞬时性、内向性，成为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由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的有效平台，并由此大大扩容了“诗可以群”的内涵，使其从传统的唱酬交游中脱离，成为抗战时期如实记录抗战史实、传承宣扬民族精神、探讨深化诗学变革的丰富活动。

　　在抗战时期，呼吁团结一致、共同御敌成为文学的重要时代使命。影响广泛的《民族诗坛》便是“抗战属性”较为明显的旧体诗词期刊代表。《民族诗坛》的创刊背景彰显着其所具有的明显的“抗战属性”，其“总则”中直言“本坛坛员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为宗旨”。在抗战时期，诸如《民族诗坛》般标举抗战的报刊数量众多，这些旧体报刊的出现使旧体诗词获得了以群体形式为时代言说的文体功能，成为“抗战文学”主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人际传播形态：唱酬交往

　　抗战时期，旧体诗词唱酬交流活动在独特的文学言说背景与民族存亡背景中迸发出夺目的光彩。抗日战争给诗人们带来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在此种情境下，诗词唱酬交流活动更是成为诗人们交流往来的重要形式。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唱酬交流活动主要呈现出雅集与唱和两种形态，记录着诗人们在战火浩劫中的奔走往来，折射着他们在新旧冲突、家国剧痛中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文学史、文化史乃至于社会学意义。

　　抗战时期，“组织型”雅集指向诗社内部发起的雅集，其参与成员多为诗社成员或者与诗社成员往来密切的友好。建立于上海租界的午社即是举行“组织型”雅集的重镇。在其不到三年的社团生命中，举行社集多达二十六次。社集每次规定一到两个词调，参与人员依调作词，贯穿于午社的“四声问题”的讨论亦常常出现于社课之上。“散聚型”雅集是抗战时期诗词雅集活动中的另一种重要形态，是建立在“非社团”基础上的一种雅集类型。江西庐山的“万松林雅集”便是重要代表。在1933年的“万松林雅集”中，众人以庐山东林寺创建人慧远大师的《庐山东林杂诗》为韵目，分韵为诗，所得诗作后被编为《癸酉庐山雅集》。

　　与雅集活动相较，赠答唱和具有更为紧密、更为专门性的诗词交往活动特性。郭沫若的《归国杂吟》就曾引起群体性唱和现象。1937年8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以欢迎郭沫若归国抗日为主题的宴会。在宴会上，郭沫若朗诵的《归国杂吟》在报刊上发表后便引起了不少文人，如沈尹默、张菊生等的共鸣，纷纷和诗相对，流传一时。而围绕着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而展开的群体性唱和现象则突破了“诗词”之文体范畴，将“唱和”的中心拓展至其他文学形式中去。

　　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唱酬交流活动在独特的民族战争背景中迸发出夺目的光彩。以诗词社团为主体的组织传播形态、以报纸期刊为主体的媒体传播形态、以唱酬活动为主体的人际传播形态之三者并行，是传统诗学观念“诗可以群”的现代化转型尝试，是建构具有更为阔大的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中国诗学内涵的具体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现代化转型研究”（21CZW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