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远的年代，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法国和中国之间山高水长，交通阻隔，法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他们眼中的中国邈远如另一个星球。随着16世纪新航线的开辟，对东方的发现如同新大陆一样，拓展了欧洲人的视野，法国人开始认识处于同一个世界中的中国。自17世纪，大量中国知识通过传教士的译介涌入法国，参与了法国文化界的思想争论，并促进了18世纪启蒙思想的萌生。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古老的帝国从封闭走向开放，虽然政治和军事冲突时起时伏，中法之间的文化交往却持续深入。这一切都在法国文学这面透镜中留下镜像，折射出法国人对中国的想象和认知。

　　想象：遥远的东方

　　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已经对远方的中国产生好奇和好感。拉伯雷阅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他所描述的东方古国“契丹”（cathay，欧洲人对中国的古称）产生美好想象。《巨人传》是一部汇聚古今知识的人文主义著作，在第四、五卷中，巨人庞大固埃及其随从前往东方，到印度以北的“契丹”寻访蕴含真谛的“神瓶”，由此可见，在拉伯雷心目中，遥远的中国是物产丰富和充满智慧的国度。在16世纪下半叶，已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达明朝时期的中国南方港口，他们带回欧洲的中国见闻比马可·波罗更加具体和真实，尤其是西班牙修士门多萨编纂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出版后在欧洲各国流传，为欧洲人提供了相对可靠的中国信息。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由旅行而传播的新知识、新思想激发着法国作家的想象。以东方故事而著称的作家弗朗索瓦·贝罗阿尔德·德·沃维尔同样将中国视为智慧的发源地，因为文艺复兴时期古滕堡印刷术的推广改变了欧洲人的知识传播方式，而中国人是更早的印刷术发明者。拥有丝绸、瓷器、火药和印刷术等珍奇物产和技术的宝藏之地于是成为法国作家笔下人物的探险空间。这种天马行空的描写后来在18世纪法国的伪东方小说系列的中国题材作品中延续。

　　如果说当时的欧洲探险家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了许多蛮荒之地和“高贵的野蛮人”，到达中国的旅行者和传教士发现的却是一个令人称羡的文明古国。对中国的发现使得思想家蒙田观察世界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与我们没有交往也对我们不了解的国家，政治治理和艺术水平超出我们的诸多典范。它的历史告诉我，世界之广博丰富超越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认知。”

　　遥远而神奇的中国形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波德莱尔在其组诗《旅行》中的回忆：“如同我们曾经出发去中国那样，眼望远方的大海，头发迎风飘扬。”从前没有到达的目的地或许可以鼓励诗人们再次远航。在《忧伤与漂泊》的诗句“充满隐秘乐趣的天真乐园，是否比印度和中国还要遥远？”之中，波德莱尔将中国和印度视作与天堂乐园一样可望不可及的远方。1861年11月，流亡英国的雨果在谴责英法联军暴力行径的书信中感慨人间奇迹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化为废墟的中国皇家园林被雨果赋予一种如梦如幻的神秘感，这是为圆明园吟诵的一曲哀歌，亦是对中国建筑艺术之美的咏叹。即使战争打碎了遥远的梦幻，1869年雨果在书信中依然表示“远赴中国，几乎无异于往登月球”。

　　再现：变化的异域风情

　　巴尔扎克曾风趣地说：“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和中国人的摇篮里度过的。”在法国18世纪“中国热”的余温中，巴尔扎克少时受父亲影响而接触到许多中国文献，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在小说《禁治产》中，作家最为集中地采用了中国文化元素。1842年，巴尔扎克还为画家朋友博尔热从中国采风之旅带回的石版画集《中国与中国人》撰写书评，对中国社会文化给予积极评价，并且批判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泰奥菲尔·戈蒂耶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诗人，他曾经在《中国风物》等诗篇中征引黄河、宝塔、瓷器等具有异域风情的中国意象，并表达对诗人李白的仰慕之情。他还根据法国汉学家雷慕沙翻译的李渔短篇小说《合影楼》创作了一篇中国题材小说《水阁》。其女儿俞第德是一位以撰写中国题材作品而著称的女性作家。她所编译的中国诗集《玉书》在法国文学界推广了中国诗歌，并且在欧洲各国流传甚广。由是可见，19世纪中叶，正是得益于戈蒂埃父女对异域文化的开放接受，独具艺术魅力的中国诗歌在文学之都巴黎受到礼遇。

　　俞第德的小说《皇龙》将故事设定于康熙年间，但杂糅了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和文化。《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凡尔纳历险小说中的一部边缘作品，因是唯一以中国人为主要人物且故事完全发生在中国的作品而独具特色。其实，无论是凡尔纳还是俞第德，中国依然是他们未能涉足的遥远异域。然而，自19世纪中叶始，来到中国的法国外交官、商人、传教士、记者、探险家以及参与侵华战争的官兵日益增多，游记和时事报道成为作家们的取材资源。凡尔纳正是通过阅读和研究各类旅行书写来增强作品中异域空间的现实性，在故事架构中穿插关于中国各地风景和风俗描写。凡尔纳和俞第德的作品拥有广泛的大众市场，从某种意义上参与塑造了19世纪法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借鉴：中国智慧与美学

　　中国文学被译介到法国始于18世纪上半叶，以《诗经》和《赵氏孤儿》为先河，虽然只是节译，却已展示出中国人的艺术和道德品格。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常以中国文明为改良法国社会之镜鉴，并以文学方式发扬其观点。他以“三一律”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法国古典悲剧《中国孤儿》，从哲学和宗教、伦理和政治、道德和风俗等层面颂扬中国文化。

　　18世纪末，诗人安德烈·谢尼埃从耶稣会士文集中《诗经》选篇里发现了中国古代“绝美的乡野诗篇”“美妙的事物”和“令人悦目的质朴”。正如钱林森所言，他欣赏其中堪与古希腊田园牧歌相提并论的“古代中国良风美俗的诗意呈现”，“有意采撷这些文学素材当作浇灌自家诗苑的源泉”。马拉美在诗中提倡学习中国画家的创作手法，而且想象了一幅含蓄隽永、淡泊宁静的中国“新景”。路易·布耶、埃米勒·布雷蒙等后辈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更多采集了中国诗歌意象和音律。法国学者岱旺认为，正是在那些最早被译介的中国古典诗人的影响下，“一种表现自然的新方式正在法国文学中出现，表明诗人于自然的关系有别于以前。路易·布耶和埃米勒·布雷蒙最早体验了一种融合中国诗歌和法国诗歌的写作方式，这种重视风景和自然的诗歌写作体验在后世得以继续”。

　　至19、20世纪之交，法国作家陆续踏上中国的土地，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使他们创作出在灵感来源、题材和风格上独树一帜的作品。得益于诗人行走中华大地山川之间的旅途经验以及对道家哲学的深刻理解，谢阁兰提炼出一种“多异”美学。

　　在20世纪，中国不再是一个难以抵达的远方，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依然隔断交流的步伐，法国作家依然通过古代典籍、文学和艺术作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滋养。马尔罗在《西方的诱惑》中通过中法两个青年人的书信进行文明对话，以东方文明作为反思西方文明的镜鉴。雷蒙· 格诺对《庄子》的深入阅读所激发的思考与他对西方逻各斯的质疑不谋而合，小说《蓝花》的结构和意境可以说是脱化于“庄周梦蝶”的故事。帕斯卡·基尼亚尔也是一个钟情庄子哲学的当代作家。在随想录《秘密生活》中，基尼亚尔记述了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河南谒访庄子故乡的情形，他欣慰于在触摸先哲足下泥土的时刻感触到哲人的灵魂。在短篇故事《音乐课》中，基尼亚尔以伯牙学艺这个东方典故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笔下的乐师伯牙、成连等人物不同程度地放下尘世喧嚣、融入自然、归入空寂，成为得道真人。

　　作为文学国度的法国，历来对各国文学和文化秉持开放态度。美好的想象、异国情调式的文学再现、对中国哲学及美学的借鉴构成了法国作家中国书写的三种主要范式：美好的想象源于遥远的距离和超越现实的向往；异域情调虽然已有真实性作为基础，但是难免萨义德所谓“西方化的东方观念”之嫌；借鉴是对他者更深程度的理解和化为己用，因而是一种精神的相遇和会通。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