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庸（1900.3—1950.6），字膺中，原名罗松林，入北京大学后改现名。原籍江苏江都，为清代画家罗聘后裔，祖父辈迁居北京。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家、文史学家。主要著作《鸭池十讲》《习坎庸言》《中国文学史导论》《孟子比谊》《汉魏六朝诗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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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西南联大学术名家中，罗庸先生为个中翘楚，填词《满江红》而成联大校歌、书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等，为时人所熟知。但他身后却湮没不显，究其原因，或曰学术成果留存较少，或曰谢世太早等不一而足。其实，当我们将其行事从各类文献中剥离出来，聚沙成塔，作为儒者、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罗先生，在明因求是的治学精神笼罩之下，形象逐渐高大起来，他的学术贡献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

　　1917年夏，先生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受学于刘师培、黄节诸教授。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6月提交著作《尹文子校释》，受到高度表扬，《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月30日）专门刊登《研究所国学门布告》：“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张煦、罗庸于十一年六月间提交出著作，由所长交国学门委员会分别审查，审查之结果，认为成绩均佳。本年一月十五日又由国学门委员会开会，以全体一致的表决按照本校奖学金条例给予奖学金各五百元，特此公布。”先生研究生毕业，入职教育部下属国立历史博物馆，适逢冯玉祥驱逐溥仪离开紫禁城，先生作为“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之“清查干事”进入故宫清点文物。此间，鲁迅亦供职教育部，与先生同事，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共同参与学生运动。《鲁迅日记》（1924年5月21日）载，“晚以女师校风潮学生柬邀调解，与罗膺中、潘企莘同往，而续至者仅郑介石一人耳”。1927年3月，受邀与马衡、沈兼士赴日本参加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次总会及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此间兼任北大、北师大等校讲师。先生所研，偏于考古，于《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一册）发表《模制考工记车制记》。先生曾邀同仁创建华北大学，由蔡元培兼任校长，后因教育主张不同作罢。

　　1928年春，先生南下南京，访欧阳竟无、吕澂等，后受鲁迅之邀，赴广州任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此间参与创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讲授“治学态度及其方法”“古籍校读法”等课程，其讲义有铅印本《古籍校读法》存世。“门人问难，则援引不惮烦，因其问题之小大，期于尽意而后止。殆所谓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1932年秋，先生回到北京，接下来的五年里，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等校教职。在这段时间里，先生作为主要参与者加入分段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行列。“胡适之先生就主张集合各个时代的文集分段讲授中国文学史，计分四段，由《尚书》《诗经》至东汉为第一段；由建安至隋为第二段；由初唐至宋为第三段；由元明以下至于今为第四段。当时傅孟真先生担任第一段，我担任第二、三段的讲授，胡先生自己担任第四段的讲授。”（《中国文学史导论》）这是中国高校分段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滥觞，直接影响了之后中国文学史讲授的基本模式。这种讲授方式也推动了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深度思考，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中国文学史导论》应运而生。另外，“二十三年秋，为平大女院文史系诸生说唐宋词，薄劣无所发明，独于南渡诸家若有所契”而成《采蝱集》（1935年11月下学斋铸版）。1935年12月，北平学生爱国运动遭镇压，先生一方面积极掩护齐燕铭等革命者，另一方面不断增加兼职来资助青年学生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过度劳累导致先生抱病，一度病危。此间开始使用笔名“耘人”，取舍己耘人之意。

　　1937年秋，先生离开北平，先至长沙，几经周折于1938年秋到达昆明。同年12月，先生填词《满江红》而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张清常先生谱曲，旋即传唱不息，成为激励联大师生度过艰难岁月的不朽经典。1939年，先生应老舍之约，以笔名“佗陵”在《新动向》《抗到底》等杂志发表抗战文艺理论，并创作《老妈辞活》等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1941年春，先生寓所遭日机轰炸起火，所有物品付之一炬。1944年11月，先生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直至联大解散（据1946年4月编印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所载，其时先生任中文系主任）。1946年，在西南联大解散前夕，先生书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应该说，经过多年学问、经验的积累，西南联大时期是罗庸先生的大成阶段。有两端需略加说解。

　　其一，学问大成。这一时期，先生著作虽然不乏《孟子比谊》《楚辞选读》（油印本）等配合课堂讲授而刻写的作品裁选，但更多的是先生对前半生思考的理论总结，这当中尤以《习坎庸言》《鸭池十讲》和《中国文学史导论》为重。“习坎庸言”是先生在1942年为西南联大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的系列文化沙龙，他们相约每周一次，地点既可在罗先生家中，也可在盘龙江堤畔等处。开始于暮春时节，呈现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图景。所涉中国学术，分为“勉学”“种族”“识仁”“文化”“六艺”等十六个专题，把学术问题放到文化史的背景下充分讨论。《鸭池十讲》是先生生前唯一正式出版的著作，汇集了十篇演讲稿，“大致不出三个范围：一种是关于为学做人方面的话，一种是关于诗的，还有一种是关于文学史的”。该书诗化的语言风格活泼动人。《中国文学史导论》则是先生在总结所见文学史著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分段讲授文学史的经验，经过长期思考而形成的系列文章。以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综包全局，详细阐述自己建构文学史的基本设想，从而提出中国文学史的学科体系。先生正是操持着这一标准独立编纂一部文学史，可惜终未完稿，最后为避免误解而将稿件烧毁。当然，这一阶段除了以上所列文献，先生著作中尤为重要者还有《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个新问题与新见地》，书中认为新材料、新工具、新问题、新见地是学术创新的四个基本条件。这么全面深入地探讨学术创新的条件，在学术史上尚属首次。

　　其二，育人成材。先生教学，将学问之道进行细化，提出极具操作性的研究方案，培养出了逯钦立、阴法鲁等一批著名学者。教学是一个动态过程，指导过程中的文献留存不易。我们找到了罗庸先生撰写的《逯钦立君研究工作提要》《阴法鲁君研究工作提要》两篇珍贵文献，两篇《提要》格式相同，包含题目、说明（研究目的）、材料（研究所依据材料）、工作程序（展开研究的步骤）、工作者应有之基本常识、工作报告及考绩（督促学生开展研究的操作办法），这些有类今日之开题报告，但皆由导师撰写，然后交由学生按指导完成。相关项目的撰写中，无不透露出罗庸先生的学术思想。这种类型的《提要》在西南联大文献中仅发现了这两份，二者皆出自罗先生之手，这种形式是否出于先生独创，尚未可知。

　　另外，西南联大诸教授生活十分艰苦，从闻一多先生治印以补贴家用，王力先生撰写小品文以挣取稿费，皆可见一斑。而“惨遭回禄”的罗庸更是这当中公认的“穷人”，但是先生书法一流，相关文献并未有其鬻技自持的记载，或可反映先生的性格之一斑。

罗庸《〈九歌解题及其读法〉提要》手迹 作者/供图

　　1946年秋，昆明师范学院成立，先生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8年，昆明发生“七一五”事件，大、中学生遭到镇压，先生多次设法营救。1949年，梁漱溟邀请先生赴重庆勉仁文学院讲学，《勉仁文学院院刊》即为先生题签。8月初，与梁漱溟、谢无量等人在北碚缙云山修习藏密功法。1950年，勉仁文学院难以为继，先生北上之意甚切。于是，2月1日致信阴法鲁代为办理此事，“回滇路尤难困，故仍以回京为宜。故愿校中与我一证明书，俾好上路。至回校后……愿在博物馆做整理工作，待遇照普通职员即可（内人可到工厂做工）”。不料，先生次月便突发晕厥、周身麻痹。6月25日先生逝世，29日葬于北碚温泉公园松林坡之孔雀屏。北京大学亦举行追悼会，悼念先生。

　　先生于学术律己甚严，著述虽众，却不肯轻易付梓，多数著述以手稿（《习坎庸言》等）、油印（铅印）讲义（《孟子比谊》《古籍校读法》等）等形式存世，生前仅有《鸭池十讲》等著述行世。加上1941年寓所遭火、晚年病中再焚手稿，存世者皆甚宝贵。整理出版工作提上日程，1963年11月28日中华书局总编辑室编印的《业务情况》第9号上登载《齐燕铭对整理吴检斋、罗膺中遗稿的意见》：“罗庸遗稿的整理，可找阴法鲁担任，他对此事很积极。罗氏曾著有一种《文赋疏证》，很有用处，举了很多例子（都是陆机以前的作品），对理解《文赋》很有帮助。但不知此稿现在何处，至今尚未找到。他对杜诗的研究，联系新旧唐书作了考证，也很有价值……他的妻子现在生活困难，可考虑把遗稿拿点出来登《文史》，给点稿费。遗稿已由李广田、吴晓铃和他家中交来不少。”后来，阴法鲁、吴晓铃等学者不断为此奔走，但困难重重，未能整理出版。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郑临川笔记，徐希平整理）。之后，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导论》《习坎庸言校正》《鸭池十讲》（增订本）、《儒学述要》（以上四种列入“大家小书”系列）和《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当然，这些只是先生著述的一小部分，其他著述还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浮出水面，进入学者视野。2014年，先生手稿《九歌解题及其读法》出现在拍场，此稿只以节本《〈九歌解题及其读法〉提要》发表，二者规模相去甚远，估计能够很快整理出版。

　　作为西南联大名教授的罗庸先生，“众所周知，先生的道德文章属于儒家正宗，其中还融有释老之学，如果生在唐世，近乎‘三教论衡’”（吴晓铃语）。“先生人品和学识可并肩顾炎武和黄宗羲。”（齐燕铭语）先生辞世至今已七十余年，细节往往为岁月所掩，但愿先生著述越来越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读其书、知其人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典籍与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畿辅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