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优先vs.政权颠覆

2014年，“伊斯兰国”利用了域外大国、地区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收割“混乱的回报”，从叙利亚的战乱中孵化出一股更强大的极端势力。美国最初在“伊斯兰国”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试图借助此削弱阿萨德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极端势力的崛起。随着“伊斯兰国”发动的恐怖袭击不断从中东外溢，美国的政策和立场经历了明显的变化。美国意识到“伊斯兰国”的崛起构成广泛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一是“伊斯兰国”组建了全球恐怖袭击网络。美国认为阿萨德政权的威胁局限于叙利亚和中东地区，而“伊斯兰国”发展了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有能力威胁到欧洲和美国本土。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James R.Clapper）指出：“伊斯兰国”之所以成为最突出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因为它在其他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而且“越来越有能力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目标发动袭击”。二是“伊斯兰国”崛起加剧了叙利亚社会的普遍恐慌，涌入欧洲、邻国的难民潮难以遏制，致使西方国家将面临巨大的人道主义压力。三是“伊斯兰国”将矛头指向美国支持的“温和”叛军，挤压了后者的空间，扰乱了美国设想中的暴乱。“伊斯兰国”崛起致使美国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紧迫性下降，并进一步强化了后者的“零和”逻辑：对于叙利亚的未来，要么是阿萨德，要么是极端恐怖组织（如“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相对于后者，阿萨德政权被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不那么“邪恶”。匆忙赶走阿萨德后的权力真空可能比当前的冲突更糟糕，那将滋养极端主义和多方混战，“叙利亚各个派别将不会干净利落地重聚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国”崛起迫使奥巴马政府改变叙利亚内战中的利益算计。华盛顿相信，如果阿萨德被赶下台，就不会有人来遏制不断蔓延的混乱和极端主义。这致使“阿萨德必须下台”的誓言被兑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可以说，由于“担心阿萨德政府垮台会给‘伊斯兰国’提供更多的无政府空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看到大马士革陷落”。鉴于悲观的前景，奥巴马政府经过权衡后，转向优先击败“伊斯兰国”，其叙利亚政策核心是采取有限的、谨慎的、有针对性的方式削弱、惩罚阿萨德政权，而非利用大规模美军地面部队快速实现叙利亚政权颠覆。

相对而言，叙利亚反对派坚持优先颠覆阿萨德政权。当美国将注意力从颠覆阿萨德政权转向重点空袭“伊斯兰国”，相当于背叛了叙利亚反对派的“初衷”。2014年9月美国众议院投票授权五角大楼开展“叙利亚训练与装备计划”（Syrian Train-and-Equip Programme），试图三年内（2014—2017年）在约旦训练和武装15000名“温和”叛军以对抗“伊斯兰国”。然而，该代理人战争计划于2015年10月被迫终止，它被批评是“失败的、考虑不周和浪费惊人”的计划，花费了大约5亿美元却只培养出十几个像样的战士，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叛军的优先目标是占领大马士革而非打击“伊斯兰国”。叛军“东狮军团”（Lions of the East Army）最高指挥官特拉斯·萨拉赫（Tlass al-Salameh）十分不满美国的转向，他指出：“感觉他们（美国）只是想在我们对抗‘伊斯兰国’的时候提供帮助。而当我们在与阿萨德政权作战时，美国人就想撤退”。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也指出：“叙利亚没有人会仅仅打击‘伊斯兰国’，有了这些限制，它注定要失败。”时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亚当·希夫（Adam B.Schiff）认为：“很难招募到不想与政权（阿萨德政府）作战的人”，因此应允许反对派士兵同时打击“伊斯兰国”和政府军。美国叙利亚问题专家珍妮弗·卡法雷拉（Jennifer Cafarella）、安德鲁·塔布勒（Andrew J.Tabler）也持相同的观点：由于反对派不能接受打击“伊斯兰国”是首要任务，而美国在推翻阿萨德的问题上模棱两可，因此这种限制注定了代理人项目的失败。

此外，美国和西方盟友因聚焦于击败“伊斯兰国”而无暇顾及反对派控制区的安全，可能会变相帮助叙政府军在那里取得进展，这在反对派内部激起强烈的背叛感。

战略妥协vs.抗衡俄罗斯

2015年上半年，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对大马士革形成合围之势，阿萨德政权在各路反对派武装的围攻下濒临崩溃。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承认反政府武装取得了明显进展，并称，“目前的形势对阿萨德政权不利”。为扭转这一战场局面，2015年9月，俄罗斯选择直接介入，派遣空军和特种部队支援叙利亚政府军。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关键利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事基地。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唯一军事基地。莫斯科将寻求确保在叙利亚领土上部署海军和空军（俄罗斯在叙利亚新建了霍梅米亚空军基地）。二是地区秩序与威望焦虑。叙利亚是俄罗斯立足中东的最后一个支点盟友，关乎其对该地区秩序的塑造能力和所剩不多的战略威望。三是打破孤立。俄罗斯为破解因乌克兰问题招致西方严厉制裁和围堵，通过强力介入叙利亚事务来转移西方对乌克兰东部分离运动和克里米亚问题的关注。四是商业利益。武器和油气项目是俄叙重要的经贸联结，一旦阿萨德被推翻，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商业利益难以为继。五是广泛的“反恐”动机。极端恐怖势力的崛起，为其介入叙利亚内战提供了契机。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认为，如果阿萨德政权倒台，“‘伊斯兰国’会继续积聚势头，并扩散到邻近国家。我们将不得不在自己的领土上对抗他们”。

面对俄罗斯的强力介入，奥巴马政府持三种心态。

一是避免卷入叙利亚泥潭。奥巴马上台后，其施政重心内向化，恢复经济增长成为其首要任务。在外交政策上，奥巴马将全球战略重点转向大国竞争和亚太地区，其中东政策底线是避免发动新战争。他指出，“让我们的军队在世界另一端建设国家或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基于此，奥巴马政府持续推动中东战略收缩，试图摆脱所谓的“永远战争”（forever wars），避免继续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

二是担心冲突升级。俄罗斯在关键时刻以反恐之名出兵叙利亚，对反对派武装进行了严厉打击，迅速扭转了战场态势，“显示了俄罗斯的实力和博弈的决心”。俄罗斯不断加大在叙利亚的“赌注”，试图加剧美俄迎头相撞的风险。对此，“美国试图采取息事宁人的守势立场，表明奥巴马政府宁愿让俄罗斯占据上风，也不愿意再次陷入中东泥潭的政策取向”。与此同时，美国考虑到俄罗斯在叙利亚存在更重大的战略利益，担心加大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会引发俄罗斯、伊朗、真主党和阿萨德政权更强烈的反制，“它们在叙利亚的利害关系比美国更大……美国的任何干预都只会加剧冲突”。

三是消耗俄罗斯。奥巴马认为，支持阿萨德政权只会让俄罗斯陷入“沼泽”。国不急于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决一胜负，相反要将叙利亚变成困住俄罗斯的陷阱。“美国最终不可能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包容、稳定的国家，但可以利用代理人战争让阿萨德政权及其盟友俄罗斯和伊朗流血”。美国扶植的“温和反对派”的恐怖分子总是避免与俄军速战速决，等俄撤兵命令下达后再点燃战火，不断反复的战情始终让俄军无法脱身，给俄罗斯增添了甩不掉的包袱。显然，美国倾向通过代理人战争牵制、施压莫斯科，即支持反对派代理人的战斗可增加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的获胜难度和成本。一旦俄罗斯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将无法在叙利亚维持有意义的军事行动。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美国希望叛军不要过于冒进，同时也不能过快地失去战斗能力，这也导致美国与叛军的想法存在一定的错位。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并没有直接回击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利用美国的谨慎来推进自己更广泛的利益，并将叙利亚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在2016年上半年的阿勒颇围歼战中，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反对，继续轰炸叛军控制区，“帮助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战役中取得了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对此，美国并没有采取针锋相对的军事反制，也没有向“温和”叛军及时提供能够改变战场局面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这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代理战争中占据上风。反对派希望美俄在叙利亚正面对抗，而非退让。在俄罗斯和阿萨德政府的打击下，反对派残余力量被压缩到叙利亚西北部。失去战场优势后，叙反对派非但拒绝接受政治解决方案，反而更加坚持武力抗衡，并于2017年3月和12月相继抵制俄罗斯主导的“索契和谈”和“阿斯塔纳进程”。

与此同时，反对派在军事上的失利进一步凸显了“俄进美退”的现实。美国既不能有效阻拦俄罗斯直接介入，又不愿向反对派武装提供大规模援助，甚至与俄罗斯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相当于纵容俄罗斯对反对派的进攻。对此，反对派难免对美俄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表现进行比较：普京表现出“强大、可靠和决断”的形象，而奥巴马“犹豫不决和缺乏诚信”；“与俄罗斯和伊朗提供给阿萨德政权的武器和资源相比，来自中情局的援助杯水车薪”。此外，前美国驻叙利亚使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指出，奥巴马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的想法“可能会增加反对派的失望情绪，因为美国人在冲突中为反对派一方做的事情远不如俄罗斯对阿萨德的支持多”。“俄进美退”令反对派面临残酷的现实，前美国叙利亚事务特别代表詹姆斯·杰弗里（James Jeffrey）也指出，奥巴马规避风险的做法对反对派是一种惩罚，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打开了大门。

恢复秩序vs.维持混乱

叙利亚的持久混乱并不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美国希望从中解脱出来，叙叛军对当下和未来秩序的理解与美国存在本质区别：美国尽量避免被持续的混乱所绑架，而一些暴乱武装更有动机制造和维持混乱，从中谋求狭隘的私利。

一方面，美国支持的“温和”反对派可能在长期混乱中被边缘化。即便美国支持反对派可能赢得内战，但“联盟内部（各路叛军及其背后的委托人）的冲突——如何构建规则、进而如何分配收益——将带来更多的冲突”。此外，美国更担心所谓的“温和”叛军难以从反对派内部的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叙利亚的持续混乱对美国构成沉重的长期负担。一是美国被迫应对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战乱导致约1310万叙利亚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2011年至2017年9月，美国总共向叙利亚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只有74亿美元，可谓杯水车薪。此外，持续的混乱加剧了难民安置压力。从2010年至2014年，逃离叙利亚的480万难民大多流向约旦、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和欧洲，使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金融、社会和经济体系不堪重负并威胁到了欧洲的稳定。而对于叙利亚难民安置问题，美国则又不愿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恐怖袭击的风险，引发了其欧洲盟友的普遍不满。二是叙利亚的混乱将增加美国的安全成本。叙利亚的混乱有利于伊朗和真主党力量的渗透，而“什叶派民兵的战场联盟进一步促进了激进组织的增长，强化了逊尼派圣战分子的宗派叙事”，并引发土耳其和海湾激进的逊尼派势力的涌入，这种安全困境很可能致使美国卷入无法控制的持久宗派冲突旋涡。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试图维持和制造混乱，迫使美国投入更多资源来应对无止境的恐怖主义威胁。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叙利亚的混乱扰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收缩和全球战略调整。

与美国背道而驰的是，叙利亚反对派更偏好从持久的混乱中谋求生存和经济私利，对于在叙利亚恢复秩序并没有很高的急迫性。中东地区的广泛冲突中衍生出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它们致力于“谋求对国家、社会和土地的控制，奴役或取代当地人来攫取后者的自然资源，通过散播恐怖和使用极端暴力来发展‘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ies）”。“接受外国支持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往往沦为犯罪企业，以维持多样化的资金来源，从而独立于施动方的要求……一旦他们开始形成犯罪网络，武装代理人就更难控制”叙利亚就存在这类情况，战乱导致该国政治碎片化、巨大的人道灾难和财富流失，同时也催生了繁荣的战争经济（war economy），一些武装团体从持续的暴力中谋求非正当的经济议程。

叙利亚反对派阵营中聚集了一大批利益多元的非政府武装暴乱组织，它们各怀鬼胎、自私自利。叙利亚政府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力急剧下降，而暴乱组织在这些地区的军事成功加剧了走私活动，后者日益主导叙利亚规模庞大的战争经济，既是为了获取金钱和强化其军事能力，也试图利用经济资源来发挥政治影响力，塑造该国冲突后的轨迹。它们从事不受控制的地下“黑金”产业并在边境地区发展服务战争经济的网络，从武器和文物走私、绑架勒索、地道偷运、毒品交易、物流线路控制、石油开采和分销、占领矿藏、私征税金等犯罪活动中榨取资源。例如，“努斯拉阵线”在冲突一开始就控制了叙利亚东部的油田（后来石油被“伊斯兰国”接管），并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征“税”。隶属“自由军”的“北方风暴旅”（Northern Storm Brigade）也涉足战争经济，该旅于2012年控制了叙土接壤的过境点和供给、分销路线，且与叙利亚叛军“塔希德旅”（Tawhid Brigade）达成了共同控制边境的协议，共同瓜分走私和绑架带来的利润。2013年10月，叙利亚叛军控制了东古塔（Eastern Ghouta），尽管该地区被阿萨德政府军围困，但是战争经济并没有被掐断，“伊斯兰军”逐渐成为其中的主角，他们通过走私粮食和燃料等基本商品，从商贸活动中收取“过路费”，运送人员穿越封锁区等非法活动中赚取了丰厚利润。

当然，厌恶在叙利亚恢复秩序的反叛组织还有其他更邪恶的原因：一些反政府组织和冲突中崛起的精英阶层享受与冲突相关的经济利益，而一旦冲突结束，新的掌权者就会威胁到前者的非法生意和经济机会，“叙利亚的暴力令人震惊，但必须承认，有些人有经济动机阻止暴力迅速结束”。为了驾驭战争经济浪潮，一些叛军不但成为秩序厌恶者，还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积极塑造持久、普遍的战乱局面，实现自我运转、壮大。

总之，美国与叙利亚反对派代理人在上述三个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美国基于全球战略、中东地区秩序和更广泛、更宏观的利益来驾驭叙利亚代理人战争，而叙反对派代理人则倾向谋求地方层面的、短期的、狭隘的利益。从根本上看，美国倾向采取谈判和代理人战争双轨并进的方式，既向阿萨德政权及其背后的盟友施压，也不希望看到参差不齐的叛军快速赢得胜利并造成更大的混乱。利益错位严重削弱了美国与反对派代理人在反阿萨德议程上的共识，也成为驱动彼此进行持续博弈的基本动力，加剧了代理关系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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