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首先要看到新时代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是气候变化挑战。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深远，但最直接的影响是通过农业生产体现出来的。正因如此，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愈发高涨，各地绿色生态农业的相关实践也愈加丰富。二是粮食安全挑战。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基本达到平衡。不过，《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1）》显示，到2035年中国需要具有九亿吨的粮食总供给保障能力，才能满足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的需要。因此，有学者认为粮食产需存在结构性矛盾，粮食产需缺口也将会长期存在。

　　正是由于面临粮食产量的压力，一些主要产粮区倾向于通过规模化种植、采取大机械化作业等生产方式提高粮食产量。无论是大型的农业企业，还是中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思路都比较一致，即通过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化解农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以提高产量为目标，通过二、三产业的带动增加单位产量的附加值。这种思路有其必然性，具有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产值、增加农民收入等优势，但也有学者指出其存在天然的缺陷。一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下，农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市场的控制，丧失了对土地、劳动力等基本要素的定价权，其结果是农业利润一降再降，劳动力流向其他产业，农业趋于凋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二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固然提高，但生产规模化越大也面临着越大的市场风险，近年来出现的“收割青麦做饲料”“蔬菜滞销导致烂在地里”等现象已给人们敲响警钟。三是一味追求利润造成的水土污染、种子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急需引起重视。

　　显然，我们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还要考虑粮食质量够不够好；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还有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这两个维度的问题，在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下呈现了不同的答案。

　　重新认识传统农业的价值

　　资本逻辑下的规模化经营可能出现产量增加、质量降低的后果。规模化农业发展模式借助化学方法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种子等。虽然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一直有所增加，但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价值无法体现。这种农业发展模式使得农民不愿在土地上投入劳动，转而进入二、三产业，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业农村日渐萧条。与之相比，也有其他一些农业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答案。

　　近年来，各地纷纷出现生态农场，即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遵循可持续原则的一种农业生产模式。生态农场的种养殖实践，既体现了生态农业技术的高效，又体现了对传统农业技术的尊重和借鉴。这与规模化、工业化的农业发展路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生态农场所采取的堆肥、防虫、除草等技术，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农业的技术结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由于盲目性、低效率受到批判。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提出中国农民“贫、愚、弱、私”的问题，但在随后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中，他发现并认可了乡村的潜力，积极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自治运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的作者富兰克林·金也发现了与美国大农场模式完全不同的东亚小农经济，并由衷地感叹东亚农民有能力利用西方科技，同时东亚农业兼具西方所不具备的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农耕文化和技术，认为学习东亚农业生产模式有利于解决美国水体富营养化、土壤污染等导致的农业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本则直接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即建立综合农协来保护小农家庭的生产和延续。有学者认为，中国存在的小规模“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和兼职小农这两个新变化，是当前农业发展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特点，这也许可成为保证中国自身“内循环”体系的一条路径。因此，农业现代化不是推翻传统农业，而是借鉴和创新，重新审视传统农业文化、农业农村的多元价值对于探索并丰富多种农业发展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打造适应气候变化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在环境保护、低碳减排的背景下发展生态农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从目前的农业生产状况看，大机械化农业与生态有机农业种植是无法兼容的。生态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换个角度来看，增加农民收入不止增加产量一种方式。理论上说，如果能够提升食品质量，由于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附加值更高，那么农民就可以从高附加值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甚至可能大大高于增加产量的收益。不仅农民可以从中受益，农村社会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城乡协同发展乃至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也有可能迎刃而解。如果农业收入等于或者高于进城务工在二、三产业中获得的收益，那么农业劳动力就能够回流到第一产业，甚至能够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劳动力流入第一产业。有了劳动力资源，农业和农村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当前，生态农业最基础的技术上的难题已取得较大突破，一些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可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比如，由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设计创办的弘毅生态农场，在整个种养环节完全放弃农药化肥，只使用包括秸秆、杂草、厨余垃圾甚至蘑菇菌棒等在内的有机肥。通过“种养加销游”的模式，实现了农产品的六次升值，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态环境受益，消费者也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据该研究团队测算，一公顷生态农田能够吸收8.8吨二氧化碳当量，与之相比，石化农业则是排放2.7吨二氧化碳当量/公顷/年。可见，生态农业不仅能够提升农民收入，还有着相当大的低碳减排潜力。

　　生态农业是可持续农业的一种实践路径，还可从挖掘农业多种功能的角度出发，创新其实现形式。农业不仅能为人类提供食品，还具有多种其他功能。早在19世纪，德国就出现了市民农园这一都市农业发展模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当地居民提供粮食、蔬菜等农产品。此外，市民农园还具有体验、休闲、环保教育、改善城市环境等功能。美国虽然是大农场农业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但其在进入21世纪后对农业的思考却极具颠覆性意义。一些农场主已经看到大机械化作业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基于小规模家庭农场、社区支持农业和有机食品行业的发展，市民农业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所谓市民农业，就是城市居民参与农业生产，在本地生产农产品，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农夫市集、社区花园等。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城市农场，即在城市郊区或是高楼林立的城市空间内开展小范围的种植养殖，在对空间进行创造性利用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新鲜、更健康的本地食材。无论是伦敦的“成长盒子”，还是西雅图的“灯塔食物森林”，抑或亚洲包括东京、新加坡等地出现的城市农场，都为生态保护、环境改善、废弃物利用提供了例证，同时就地取材、就地消费的模式也减少了储存、包装、运输等环节带来的碳排放，这是城市农场的又一优势。在深入发掘农业多种功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通过多种形式发展可持续农业，是城市与农村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渠道。

　　综上，人们在追求粮食产量、综合机械化比率的同时，在积累财富、追求效率的同时，是否更应当回顾中国数千年来的农业智慧？是否应当对农业生产方式、农业发展模式保持反思？是否能够创造性地发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及其实现模式？这也许不仅有益于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