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消除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将欧洲带入工业文明时期，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也让贫困成为社会性难题。通过对贫困现象的考察，马克思阐发了自身的反贫困思想，并指示了共同富裕的理论旨归。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贫困现象既涵盖了物质资料匮乏导致的绝对贫困，又包含着社会制度不公正、工人阶级精神困窘带来的相对贫困，贫困和消除贫困都是综合性的社会历史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劳而不获、资本家不劳而获”的现象愈演愈烈，其根源在于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固有矛盾——劳动与财产权相分离。由于劳动与财产权、与资本相分离，工人阶级如果不将自身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就无法延续生命；而一旦工人出卖自身劳动力，劳动所得即归资本家所有，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即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正是在从工人阶级物质匮乏的现实社会历史到财产权批判、到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及其关系、再到资本批判的研究脉络中，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找到了社会绝对贫困问题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马克思站在政治哲学批判的立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也是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是一种贫乏、无望的感受，指向的是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及工人阶级的普遍精神困窘。马克思看待分配问题的理论基础是其剩余价值理论。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在于阶级剥削关系、劳资关系背后伫立着的资本及其运行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无限增殖构成一切生产环节的目的，资本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呈现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中，社会朝着极度不平等的两极化发展。

　　新质生产力赋能消除绝对贫困

　　要想迎来一个所有人共同富裕的社会，首要的便是使广大无产阶级摆脱绝对贫困的处境，而绝对贫困的消除离不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当代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重任明确地指向了新质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的发展现象，早已渗透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和人民生活的全面改善，从而使得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在马克思看来，科技创新绝非仅仅是科学理论的发现与改写或生产工具的改良与发明，即纯粹学术、技术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与时代发展、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科技创新及其成果是人民摆脱绝对贫困、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扬弃了制约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资本逻辑。当代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并使其成果转换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动力、生产效能，有效改善了群众生活；就此而言，科技创新当之无愧是消除绝对贫困的重要助力。其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全面变革，其中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为突出地助力了社会绝对贫困的消除。随着资本在产业内部和不同产业间的自发流转，更高效率、更高利润的活动和部门将得到强力支持和深入发展，这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积累。然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是否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取决于资本权力及其逻辑在发展中的角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将资本视为一种中性的经济手段，合理运用资本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进程并更好地创造高效率和高效益，从而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紧密关联在了一起。最后，劳动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生产力进步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消除绝对贫困的主体性因素。在当代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论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还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果没有高素质劳动者的参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反过来，随着劳动者愈发深入地参与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之中，他们就愈发成长为拥有强壮身体素质和精湛技术素质的新型劳动者，从而能够更好地摆脱绝对贫困境况。

　　新质生产力赋能消除相对贫困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是由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及工人阶级的普遍精神困窘导致。因此，在当代中国，消除相对贫困的过程也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有赖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助力。

　　马克思深刻分析了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所经历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而今，我们进入了现代化的新阶段，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经济形态，新质生产力对于效率的提升和财富的增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区别的现代化，其区别就在于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而共同富裕又是指向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在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治理模式两方面助力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一，在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能够改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其二，在加速重构经济治理模式方面，加速发展和投入运用的数字科技能够更好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保有效率和活力的基础上让发展成果有序地流向人民群众。可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能够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机遇，从而赋能消除社会的相对贫困问题。

　　概言之，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经济效率和财富方面的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对于生产力发展背后生产关系之公平正义性质的考量、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求索、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稳步推进依托于新质生产力的飞跃，在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治理模式两方面，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相对贫困的消除。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社会贫困问题的考察指向了共同富裕的理论旨归，他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全面贫困现象，另一方面在批判之余为未来社会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消除提供了合理之思。身处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从实际出发，认识到贫困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赋能共同富裕，以期消除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构建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

　　（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