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古典学研究作为探讨古代文明经典、传承人类智慧的学科，具有深远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背景、思想观念和制度体系，还能为我们提供理解现代社会的历史视角和文化资源。然而，古典学研究不能走向复古主义的误区，即过分强调古代经典的权威性，而忽视了古典学研究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强调古典学研究不能“以古为尊”，是为了古典学的健康发展提出的善意提醒。

　　古典学研究

　　要坚持唯物史观立场

　　在古典学研究的广阔领域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是深化我们对古典文明理解的重要原则。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古典学研究不应局限于从观念到观念、从思想到思想的观念论式探讨，而应深入“历史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特别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框架内去理解和阐释古典文明及其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联。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决定，而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则是这一物质基础的体现。因此，在研究古典文明时，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之下进行考察。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古典时期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更要深入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它们是如何在生产关系的演变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例如，我们在探讨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兴起和衰败时，不能仅停留在对其政治制度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而应进一步探究这一制度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以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城邦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经济基础为公民提供了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独立性，从而为他们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可能。因此，只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局限性。

　　同样地，在考察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时，唯物史观也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类比和移植。古典文明中的许多思想、制度和艺术成就都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和线性的，而是经过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交融。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中去把握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异。

　　避免“以古为尊”和“以洋为尊”

　　复古主义，简而言之就是过分崇尚古代，认为古代的一切都是美好和值得效仿的，而现代则充满了不足和缺陷。在古典学研究中，复古主义可能表现为对古代文献的盲目崇拜、对古代思想观念的过度推崇，甚至试图在现代社会中恢复古代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然而，这种倾向不仅忽视了历史的进步性，也忽略了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巨大差异。这种主张看似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实则体现了一种片面的、静止的、倒退的文化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而中国古典学研究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但这里的“优秀”是有所甄别的，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它的目标在于深入挖掘古代文明中的智慧和精髓，这些智慧和精髓具有跨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一味沉浸于对古代社会的缅怀和简单模仿。古代社会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这些条件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试图在现代社会中恢复古代的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思维坐标、根本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分清优秀的方面与陈旧的方面，对于古代文化中的糟粕予以批判和扬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二者融为一体，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同样，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亦如是。西方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等古代文明的重要学科，我们在研究西方古典学时，既要深入挖掘其历史价值，又要结合现代文明的发展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创新性发展。长期以来，西方古典学在国际古典学界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其主要依据源于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将研究对象锁定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其研究结论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和时代局限性。因此，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还应该具备文明交融的视角，既要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立场，又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避免陷入“以洋为尊”的误区。

　　面向时代问题的古典学研究

　　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古典学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即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构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复杂且多维度的任务，它要求我们在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纳世界文明的精华，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在此进程中，古典学研究成为连接古代智慧与现代实践、中国本土与世界文明的桥梁。通过深入挖掘古典文明的深刻内涵与价值，古典学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借鉴。同时，古典学研究还需直面并解决“古今中西之争”这一时代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是文化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更是文化话语权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因此，古典学研究应立足现实，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审视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资源，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路径。这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对立与二元思维，在深入探究中西古典文明的基础上发现共通点与互补性，促进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实现文化的互鉴和融合。此外，面向时代问题的古典学研究还需将古典文明的智慧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和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塑造出一种既非西方化也非传统化的新型文明形态，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完美融合。

　　（作者系三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