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学中，知识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的客观化概念，而是个体生命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尊德性与道问学、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格物致知与知行合一等古老的儒学命题都表明，认知具有行为指向。这种知识学视域追问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究极之智，它超出一般经验认知范围，是关乎个体成人的生命实践智慧。近代以降，随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思潮的传播和影响，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诸君亦聚焦于知识论，试图立足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挖掘中国哲学自身的知识论思想。正如金岳霖所说，那种认为中国哲学的逻辑和知识论意识不发达的说法很常见，然而，“我们并不需要意识到生物学才具有生物性，意识到物理学才具有物理性”。尽管“知识论”一词与哲学一样，都属于翻译的舶来品，但近代中国哲学家对知识的理解已使中国哲学的知识论不断生成，并呈现出自身的特殊问题意识。其中，本体知识论便是此种特殊问题意识的反映。

　　本体知识论强调知识与存在的合一，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学。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皆严格区分哲学与科学，强调哲学追求智慧，与科学所得之一般知识不同。把哲学置于所有知识学中的最高地位，这就决定了哲学之知不同于世间一般知识，乃围绕人的存在展开反思的形上之智，其核心始终是宇宙中有生命灵明之人，故无论涉及宇宙论、本体论还是人生论，最终都体现出人本主义的视角。求智慧的知识论为本体知识论。在本体知识论中，本体论与认识论不可分，哲学所要认识的对象即为本体，故知识论亦应以认识本体为要务。因此，认识本体不同于认识自然界的客观对象，它需要反求内心实证之，以实证与体认的生命实践活动作为认识本体的主要方法。本体知识论由此明确哲学上的真理为归证本体之真理，故而亦可说是价值真理。突出知识的主体视角，强调价值知识的崇高地位，知识、生命、本体的价值合一是本体知识论的主要特点。

　　这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知识论的问题视域有所不同。西方知识论的问题意识聚焦于知识的定义及其确证过程，信念、真与确证构成定义知识的三要素。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对知识的理解看，苏格拉底已区分正确的意见和知识，知识是经由讨论、思辨所得，柏拉图则提出知识就是证成真的信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episteme已偏指理性知识，“它的典范是在数学中而根本不包括经验”，以此区别于实践智慧（phronesis），这使追求绝对可靠性成为知识论之鹄的。现代西方知识论在知识客观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以至于翻开任意一本与知识论有关的书籍，都不难发现其中的知识论定义是围绕知识确证性展开，紧接着是对日常生活认知语句进行大段命题式的推理论证。知识论成为分析构成真信念的知识成素之学，而真信念的命题式子可以是以“明天会下雪”或“汤姆知道你口袋里有三块钱”为开头的任何语句，这已然成为知识论书写的显著方法，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知识论主要关心的，就是日常知识形成的规范性条件”。而通过命题的可辩护性以说明真信念的知识路径已遭到葛梯尔式的例子反驳，随后又产生新的辩护和修正。人们把大量精力投入在何为真信念的讨论上，似乎真理只是对日常知识的逐一论证说明，在对象性研究中打上被证成的客观标签，而不需要考虑认知者的理解与存在，既把哲学所意指的真理简单等同于类科学的客观知识，又把知识论排除在了哲学论域范围之外，成为无关智慧的分崩离析论证术。以分析、推理、算法逻辑为工具的现代知识学发展之极致，即表现为人类理智对人工智能的不断设计应用，使认知思维在当代社会日趋客观化、机械化、数字化。然而，这一路径却遗失了知识学中属人的智慧向度，遗忘了作为存在者的生命存在本身的理解和认知立场。

　　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哲学家则认为，知识论并不限于对日常语句的认知分析，其目的亦不在确证某个信念的真假以增加对日常生活的知识性了解，甚至一种绝对正确的近似科学的真理观亦不存在。他们皆不约而同地强调一种关乎生命智慧的知识论，坚持存在一种不同于客观化知识路径的生命的学问，视知识与存在为一体。他们理解的所知对象，首先是关乎认识核心的认知主体——人。“认识你自己”并非古希腊文明专有，而是中西古今哲学之通孔。围绕主体才能确立本体、生命存在、存有论，由主体理解自身、理解身心关系，才能进而理解物，形成对象认知，可谓成己成物、知性知天。认识活动不能离于生命存在之人，而人既是主体也是本体，这是他们的基本共识。他们在探讨认识活动时并不脱离经验层面，而是立足于经验，肯定作为身心合一的生命主体的认识活动依于其存在经验。这与康德承认一切知识始于经验有某种程度的一致，但他们更侧重从对自身的生命存在体验来理解经验，经验不仅是对外物的感性直观，还包含对自身、自身与他身关系的神感神应。由心物关系、我与他者关系中的知情意的身心觉知，人能感而遂通天下，通过尽己之性而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心即理的同时性亦即理，故天人不二、体用一源、道器不离。在道德与知识的平衡中，真善美得到统一，属于自然科学世界的认知探讨与属于人类实践理性活动的认知探讨得到融合，这就重新勾画了现代人类知识学的思维谱系，突出一种生命知识学。真正的智慧就在涵养生命之智，这远非基于数据化的结构性知识的量的积累所成。

　　基于对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规定，在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看来，道德才是人类全部知识学的基点。如果不从德性优先性理解人，则人的行为及认知将无从得到合理安排，人类将与机械自然观中作为偶然事件的微尘无异。肯定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上何所是，由此才能考察人类在认识活动中究竟能够知道什么，如何知道。唐君毅强调，真知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求证，依觉悟生实践，依实践增智慧，以知促行，知行相依并进，形成思修交尽的良性互动。如冯契所说，自王阳明的致良知以来，工夫与本体的统一就体现出把真理了解为过程的思想，及至黄宗羲的工夫所至即是本体，王夫之的性日生而日成，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本体在工夫中展开为过程，说明本体之智并非静态不变，而有待动态实践来验证。熊十力、牟宗三亦在生命智慧养成的过程中看待真理，他们重回宋明儒学，强调实践以生智慧的知行合一，把体认作为反复实践、反复用心以认识本体的方式，从而将认识与实践结合起来，表明生命实践的智慧学乃真理与实践行动相符合，知识与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相符合。在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重思生命实践的智慧学，警惕工具化的知识学思维，对研究人工智能的认知结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人机关系，推进人类智慧朝向纵深发展富有多方面积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新儒家知识论思想研究”（21BZX07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