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史家谱系中，吕思勉先生既是一位占有重要地位的史学大家，又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历史学家。他本人没有出国学习经历，但学术新知在他的史学研究中的融通程度却不亚于其他有过留学经历的史学名家；他的史学看上去不属于任何一种史学流派，却又与多数史学流派有着各种联系；他以通史、断代史撰述闻名，同时又被公认具备深厚的考据功夫；他既完成出版了多部完整的中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还撰写了为数可观的史学评论、史学方法方面的论著。就像中国近代史学在历史观、史学思想、研究方法、史书体裁等方面都糅合了新旧中西学术元素一样，吕思勉史学正是这种多元化呈现的典型之一，而其中令人称道的是他通读数遍二十四史的“传奇”作为。实际上，吕思勉先生不仅反复研读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各种中国传统史籍，而且还写下了大量读史札记、发表了诸多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议论和评说，并将其作为治史、撰史理念的重要资源。

　　史学评议具有问题意识

　　吕思勉先生少时读《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史籍，后对读《通典》和《文献通考》，研读《通志·二十略》，到23岁时，已通读了二十四史，并尽览如《史通》《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文史通义》等传统史学典籍，他还涉猎《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文辞类纂》等经学、目录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传统学术的知识积累，不仅为他撰著通史、断代史、专门史打下了坚实根基，而且他还据此撰写了《史通评》《文史通义评》《史籍与史学》《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等系列史评类著述，申论他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与评价。

　　吕思勉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说，主要是站在近代史学的角度回看古代史学而立论阐发的，其问题意识大多来自史学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因而更具有时代意义。

　　近代史学学科化后，史料范围得以扩大，分类得以细化，吕思勉先生认为传统学术分类不能局限于“史部”：“把书籍分为经、子、史、集四部，只是藏庋上的方便，并非学术上的分类”，“我们要治史，所读的书，并不能限于史部。在后世不能不兼及集部，正如治古史不能不兼及考经、子相同”。经学随着古代专制社会的终结而失势，但是儒家经典作为古史史料，其史料价值不能忽视，故吕思勉先生认为：“因治古史而取材，则一切古书，皆无分别，更不必辨其孰当称经，孰不当称经矣。”他强调应辨析古代史籍的史料是否可靠，如“《太史公书》，谨守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法。存录古书，不加鼠易，多足见古事之真。看似疏漏，实可信据”。进而批评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其考证之法实未精，其说未必可据，而古说之为其所乱者转多矣”。

　　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史书体裁，吕思勉先生对传统史书体裁的性质特点多有评说。他认为，传统史书“所注重的，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两类，正史中的纪传，是所以详前者的，志则所以详后者”。“记理乱兴衰，而以时为纲，是曰编年；以人为纲，是曰纪传；以事分类，是曰纪事本末。记典章经制，而限于一代者，为断代史之表志；通贯历代者，则为通史之表志及《通典》《通考》一类之政书。”他总结几种重要古代史书体裁的特点是“有编年体以通观一代大事，有纪事本末体以详载一事之始末，更有纪传体之纪传，以总核一人之生平。理乱兴衰之事，可以谓之无憾矣”。对此，他对多种史书体裁有更深入的分析：“我国向者，无专门史普通史之别，编纂者顾此则失彼。一方为真正之史学计，觉史事虽极纤悉，亦有真价，不容割弃。一方为普通读者计，则如先行之正史，几无一不病其繁。斟酌去取，自不容不立标准。此所谓标准者，虽大略有传统上及一时代共同之思想，而论至细密之处，则人各不同，于是有言人人殊之‘史裁’出焉。”形式上不同的史书体裁，各有其长处，亦有其不足，却可以反映“一时代共同之思想”。

　　吕思勉先生对古代史籍的评论同样值得重视。如他认为：“《春秋》本纪事之书，治史取材，实为最要。然亦有当留意者，盖孔子之修《春秋》，本以明义，故于元文已有删定，非复鲁史之旧也。”突出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明义”。他盛赞《史记》：“谈、迁有作，乃举古事之可记者，下逮当世，悉网罗之于一编，诚通史之弘著也。”“其创制之功，亦伟矣哉。”他时常把性质相近的史书作对比，如评价《通典》和《文献通考》说：“《通典》关于礼可贵之材料甚多，余不如《通考》。《通考》乃继《通典》而作者，因马端临谓杜佑分类不善，乃另自编辑之，二者相较，以《通考》为良。”认为《通考》更优。他比较两“唐书”的特点：“新旧二书，各有得失。以大体论，自以《新书》为长。宋人痛诋《旧书》，固为偏论。后人力矫其说，索《新书》之垢而求其疵，亦为未是也。”他批评《新唐书》虽有“文省而事增”的特点，“然亦有过求简洁，致失事实者”。欧阳修、宋祁“改从古奥，纵能大雅，已病失真，况所改者并不能善乎”？他就此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字，作史者贵存其真。”吕思勉先生非常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前者贯串群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勾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都是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顾炎武对史料的训诂、考订、校勘方法及其《日知录》的札记式研究方式，为吕思勉先生所学习和效仿；赵翼史论中探究治乱兴衰之故、融通历史发展前因后果的旨趣，为吕思勉先生所借鉴。

　　增强传统史学认同感

　　吕思勉先生对传统史学在史料范围、史料真伪、史书体裁、史书特点、文本书写等方面都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和分析，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和《文史通义》更为吕思勉先生所关注。1928年，吕思勉先生作《史通评》。他指出：“研究史法之作，专著颇少。其言之成理，而又有条理系统的，当推刘知幾的《史通》。”书中对刘知幾的观点既有驳议，也有分析和阐释，深化了后人对《史通》的认识。齐思和先生评价吕思勉先生《史通评》“于《史通》逐篇加以评论，或申幽隐之说，或竟未足之意，或补其缺略，或论其得失，持论取材，颇为切实”。吕思勉先生深感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在抗战前写就的《文史通义评》，目的在于使时人“可知此前思想之转变，又可知新说未输入前，吾国史学家之思想如何”，可知他彰显章学诚史学之深意。《文史通义评》对原书逐篇加以评论，不仅集中概括了章学诚史学思想之精义，而且“或解释其思想之所由来，或引申其所未尽，或补苴其所不足，或订正其违失、偏激之处”。与《史通》相比，吕思勉先生对《文史通义》的评价要高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认识到章学诚的很多观点，与近代新的史学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如吕思勉先生认为章学诚“知道史与史材非一物，保存史材，当务求其备，而作史则当加以去取，以及作史当重客观等。实与现在的新史学，息息相通”。中国古代史学及史学思想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使吕思勉先生在当时大力引进西方史学的学术语境中对中国传统史学获得的认同感，不仅让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双璧”的价值再现，也对吕思勉先生本人的治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史学的内在价值，多体现于吕思勉先生史学撰述和史学思想中。他撰著的各种中国通史、断代史和专史，无论是著述内容还是编纂形式，都有着传统史学的明显烙印；他反复强调的“观其会通”“摄其全体”“深求其故”“会通众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谓之史学”等治史理念，都是他致力于融汇新旧史学而得出的深刻认识。有意识地汲取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是吕思勉先生形成其独特治史风格并作出特点鲜明的史学成就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