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消费涵盖智能家居、智能医疗、智能交通、智能教育等多个领域，正在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新亮点。发展智能消费，契合民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是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重要战略选择。在技术进步和政策促进的双重叠加下，我国智能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根据《2024年中国智能穿戴设备行业市场研究报告》与《2024年汽车行业分析报告》数据，2017—2023年，我国智能可穿戴设备行业市场规模由212.6亿元增长至934.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8%；智能汽车渗透率从2019年的18.5%上升至2023年的57.1%，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4.2%。近些年，我国智能消费市场增长迅猛，但未来市场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亟须不断探索创新，以应对潜在挑战，为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筑牢基础。

　　深入剖析发展掣肘因素

　　区别于传统消费，智能消费兼具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等多重属性，其增长逻辑不再囿于供给端的生产能力或需求端的收入水平。为此，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生产—消费”分析框架，转而构建涵盖“心理—能力—市场—保障”的多维分析框架，以深入探究制约智能消费潜能充分释放的关键因素。

　　第一，文化适应障碍导致智能消费内生动力不足。如今，智能消费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能力，还受到使用数字技术、理解智能产品价值以及参与智能消费生态能力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深刻重塑了当代人际交往和人机关系的形态，以趣缘建立起来的数字空间和智能平台已成为消费的重要场域。面对由消费模式变化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变革，人们在数字文化适应方面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农村群体和老年群体，容易产生科技恐惧、数字焦虑和虚拟价值困惑等一系列问题。这部分群体自我身份调适能力较弱，往往排斥融入数字文化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智能消费在更广泛社会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

　　第二，新型“数智鸿沟”引发智能消费能力不平衡。由于大数据和算法的广泛融入及应用，传统的“接入沟—使用沟—结果沟”所构成的“数字鸿沟”迅速演化为包含“智能交互—智能素养—数据算法公正”等新表征的“数智鸿沟”，更具隐蔽性、复杂性和冲击性。它不仅影响个体在智能时代的消费选择和能力，还深刻重塑了社会结构中的机会分配与权力关系。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智能鸿沟”都进一步加剧了智能消费不平等，且随着人工智能产品的频繁迭代，众多用户面临着难以与智能技术快速进步保持一致的困境。人工智能发展越快，未跟上步伐的落后地区和群体就会被甩得越远，将进一步加剧智能消费领域的马太效应。

　　第三，中小企业“智改数转”滞后影响智能消费市场有效供给。一方面，在企业数智化转型中，受限于多重约束，中小企业普遍遭遇“不能转、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的困境，限制了其在智能消费市场的创新活力和响应速度。这一问题可能加剧市场垄断，既不利于消费者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也阻碍了智能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不同行业领域企业在数智化能力上参差不齐，容易引发市场供给出现结构性不平衡，在智能消费供给过剩的领域，企业可能陷入价格战，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而在供给不足的领域，消费者则面临选择匮乏，多样化难以满足。长期来看，这种结构失衡会导致资源错配和市场效率下降，可能抑制整个智能消费市场的增长。

　　第四，多元主体权利张力加剧新型业态消费者权益保障困局。数智时代消费生态中，消费者、企业、平台、政府等多元主体并存，在促进市场的活力与创新的同时，也引发了权利冲突与协调的复杂难题。消费者作为数据的主要生产者，其个人信息和数据频繁被收集和使用，这不仅可能引发过度营销、大数据杀熟等不公平行为，甚至可能滋生诈骗等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如今，算法深刻影响了消费者的自主性与互动性，导致消费者在数字环境中感受到的消费自由成为一种算法操控下的“错觉”，凸显了消费者在数据环境中的有限理性。此外，当前数字平台的粗放型增长和“内卷式”竞争趋势严重破坏了数字消费市场的生态平衡，而由此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往往最终被转嫁给消费者，破坏了消费环境。

　　建立长效增长机制

　　智能消费中，为实现消费者“愿消费、能消费、好消费、消费好”的美好愿景，需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探索建立富有动力内涵、契合时代需求、多方联动的扩大智能消费长效机制。

　　第一，激活智能消费内生动力机制。数字文化认同关乎消费者对智能产品的接受程度，以及对智能消费价值的评估。首先，规避自我损耗。企业应优化智能消费产品的用户体验，简化操作界面，建立高效的客户服务渠道，减轻消费者学习负担，吸引其进行智能消费。其次，重塑虚拟价值。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与优化产品设计等方式重塑虚拟价值，增强消费者对虚拟物品与服务的价值认知。最后，激发数字自我效能。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与支持服务的同时，建立数字消费社区与平台，促进消费者交流、分享、学习，营造积极向上的数字消费氛围。

　　第二，完善智能消费能力提升机制。首先，应避免数智化转型陷入精英主义的文化霸权，确保数智消费在面向大众时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和包容性，关注弱势群体的消费需求，提升智能产品的质量和数字服务水平。其次，充分利用企业、协会、社区等资源构建数智素养提升体系，通过数智技能培训班、数智消费体验活动等方式，将数智化教育纳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最后，鼓励形成家庭成员间的数字反哺，缩小代际“数智鸿沟”，塑造起能够切实消弭代际数智隔阂的多元支撑架构，推动老年人实现由“数字遗民”到“数字居民”的平稳过渡。

　　第三，形成市场供需协调机制。首先，整合政策供给，激发创新主体动力。采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设立研发准备金，鼓励企业增加数智化技术研发投入。其次，着眼“生态链—产业链—创新链”三链融合，推广“企业家出题、科学家答题”模式，促进科技产业良性循环。最后，积极打造多层级、多领域、多元化智能消费场景，提升消费活力。积极推进首发经济，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加大适老型智能消费场景的构建，发掘长尾效应所带来的市场机会，推动价值链的驱动力从供给端向需求端融合。

　　第四，优化新业态消费保障机制。以激励相容、新业态消费者权益保障为导向，优化现行制度与政策，保障智能消费跨越短期政策红利依赖，达成可持续自主发展格局。首先，推动部门协同、央地联动、政企共商，构建创新者、监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探索“监管沙盒”机制，突破创新发展与风险管控面临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其次，依据经济和消费异质性，采用分布式政策规划，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制定和实施差异化政策，确保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最后，尽快完善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促进数据要素安全、合规和高效利用，解决智能消费中的信任危机，优化智能消费软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平台经济下‘长尾’消费的嬗变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24BJY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