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长河中，史诗不仅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璀璨明珠。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中国的《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从越南北部与中国南方毗邻地区岱依语族群的抄本文化，到印度尼西亚西南马鲁古省回荡在海风中的旗鱼史诗，再到壮族、彝族、瑶族、黎族、苗族等民族口耳相传的史诗长歌，这些伟大的叙事诗篇跨越山川海洋，穿越千年时光，以诗性的智慧铭刻历史，以韵律的节奏延续文化记忆，映照着人类以叙事构建世界的共同追求。

　　4月7日，国际史诗学大会在“神话史诗的国度”——希腊隆重启幕。来自世界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雅典，共赴这场关于史诗的智慧盛宴。此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联合主办，以“史诗传统与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围绕史诗的文化价值、跨文化传播及当代意义展开深入探讨。在古老神话与伟大叙事的回响中，与会者们回望史诗传统的辉煌，思索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洪流中，让这些史诗长歌薪火相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全球文化包容性发展，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史诗研究为世界史诗学提供新视角

　　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印证古代文献中的史诗叙事，中国史诗研究正从文学研究迈向跨学科探索。在重建历史记忆、揭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视角，为全球史诗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方法论和比较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表示，中国学术界自1949年以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史诗调查、搜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在大文学观的引领下，兼顾传统与创新，既尊重汉族文学，又关注少数民族文学，拓宽了文学领域，丰富了文学观念。在此框架下，“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得以确立，史诗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大量史诗作品被发掘并出版，回应了西方关于中国缺乏史诗的错误论断。中国的史诗研究者通过借鉴国际理论，并结合本土文化特点，为世界史诗学贡献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

　　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表示，20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献所记载的上古史逐步接受考古学的检验与补充。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大禹治水建立夏朝，这一史诗般的叙事曾被“古史辨”派质疑为虚构。然而，中国考古学的百年探索表明，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各区域“古国”兴起，并通过远距离交流逐步形成文化共同体——“最初的中国”。距今5000年前，良渚文化建立国家级政体，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形成；距今4000年前，陶寺文化展现出国家治理特征，二里头遗址则可能与夏王朝相关。考古发现证明，经典文献中的上古史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承载了真实的历史记忆。

　　雅典大学副校长索菲亚·帕帕伊奥安努（Sophia Papaioannou）以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第七卷中对意大利领袖的列举为例，表示这部罗马史诗不仅延续了史诗传统，更构建了一座从神话中的意大利通向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历史桥梁。诗中的人物与罗马神话紧密相连，而文本对特定城市、河流和地貌的频繁引用，使叙事深植于罗马读者熟悉的现实世界。这种地理上的具体性强化了史诗的历史维度，将神话事件与罗马身份的核心地理空间紧密相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蓓介绍说，在多康地区《格萨尔》传统上被称为“仲”，被当地游牧族群视为真实历史，而非单纯的寓言或神话。其叙事不仅再现了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还传递了理想、价值与道德规范，从而成为群体认同的重要基石。随着后现代历史编纂学与人类学对历史叙事及其社会功能关注的提高，“神话历史”概念应运而生。可以说，在多康地区，《格萨尔》不仅作为历史被代代传颂，更是一部与现实不断互动、持续生产和再生产历史意义的神话历史，构成表达认同的基础性叙事。

　　史诗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

　　史诗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推动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理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其丰富的叙事传统和文化象征，史诗不仅展现了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观，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平台。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卡尔·赖歇尔（Karl Reichl）认为，20世纪以来，史诗的比较研究已从历史分析拓展至文学阐释，并在全球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今，史诗研究正成为促进跨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径。借鉴世界文学的研究视角，比较史诗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不同文化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也能深化我们对自身文化及比较文化的认知，从而推动跨文化交流的发展。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荣休教授莱昂纳德·米尔纳（Leonard Muellner）则以古希腊社会为例，探讨史诗如何在多语言、多文化环境中发挥整合作用，并倡导构建针对史诗出版与阐释的数字“开放性注疏平台”，以促进跨文化史诗研究的发展。

　　希腊雅典大学教授伊安尼斯·康斯坦塔科斯（Ioannis M. Konstantakos）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晚期，认为最早的世界文学史诗苏美尔英雄诗，其主题与荷马史诗相似，包括对富裕城市的围攻（如《阿拉塔》史诗系列对应《伊利亚特》）以及英雄国王的冒险旅程与智慧追寻（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对应《奥德赛》）。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经历了从短篇英雄诗歌到长篇综合史诗的演变，类似于荷马史诗的形成过程，均由后来的诗人融合口头传统，创造出系统完整的英雄叙事。这种将早期诗歌元素置于新语境中，重塑英雄形象，构建新的叙事结构，是史诗创作的共性技巧。这一跨文化传统表明，史诗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承载着不同文明间的叙事模式、记忆方式与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教授陈岗龙聚焦《江格尔》中的《哈拉克纳斯之部》（含《残暴的沙日·库日库之部》），表示这一版本的史诗在内容和主题上与其他变体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卡尔梅克草原上，受《伊利亚特》等荷马史诗传统影响而发展出的新史诗传统，并于19世纪初形成托忒文手抄本。随后，该文本或其传统经由不同渠道回到新疆，在手抄本和口头传承中流传。在回归过程中，其故事和主题重新融入《江格尔》和蒙古英雄史诗传统，逐渐摆脱西方史诗中的“英雄受辱”与“英雄愤怒”主题，回归蒙古史诗“英雄不死”的信仰与文化核心。

　　数智时代史诗的保护和传承

　　在数智时代，口头史诗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和传承这些古老的文化瑰宝，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妮可·雷韦尔（Nicole Revel）认为，当今世界多数语言仍依赖口头传承，但口头文化及其蕴含的智慧往往被书面文化边缘化。口头史诗与诗歌通过个体传承者的生命体验、感知能力、想象与记忆的交互作用形成动态的表达体系，展现了文化记忆的传承机制及其在应对现实挑战中的功能。跨文化交流虽体现出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但语言的多样性并不妨碍对母语与国家语言的共存理解，它们在社会和心理层面具有不同的作用。在文化特有的声音景观与价值体系中，个体的创造力、文化沉淀与记忆共同塑造了口述传统的连续性。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口头传统的记录、传播与保护迎来了新的可能性，使其在全球语境下的研究与实践更加系统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东则聚焦于中国各民族的丰富史诗传统，尤其是与传统仪式密切相关的南方史诗，如壮族的《布洛陀》、彝族的《阿细的先基》等。他表示，这些史诗的传承不仅依赖口头形式，还与特定的仪式紧密相连。与之相比，北方史诗则已逐步脱离传统仪式，成为表演艺术的一部分。吴晓东强调，纸质出版能够对仪式演唱内容进行整合，但影像化却面临着挑战，完整记录仪式内容往往包含大量非史诗内容，而删减或拼接不同仪式片段又可能破坏其整体性。因此，影像化史诗的呈现方式亟须重新定义和审视。

　　在过去十年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贺大卫（David Holm）一直在越南北部省份以及毗邻中国南方的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岱依语族群的抄本文化。他发现，传统叙事、歌曲和仪式文本的传承对文化实践的延续至关重要，但传承方式并不统一，主要有四种模式。首先，方言祭司通过表演性识字进行传承，强调表演而非阅读；其次，道士通过手稿进行依赖文本的诵读；再次，萨满巫师采用高度组织化的师徒传承，且具有区域整合性的识字方式；最后，歌词的传承则通过家庭教育和向个别歌师拜师学艺来完成。这些不同的传承方式凸显了口述传统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遗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在全球化与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纽带。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口述传统和史诗传承，展示了人类文明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

　　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奥奈·恩格尔霍芬（Aone van Engelenhoven）长期研究印度尼西亚西南马鲁古省流传的旗鱼史诗。他发现，这部史诗并非固定不变的文本，而是基于一种动态且多层次的口述传统。在不同岛屿的叙事变体中，人物名称、道具与地理细节各异，以契合当地独特的文化背景。这些差异源于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紧密互动，表演者常借助“文学伪造”或“叙事吞并”等手法确立自身权威，并使叙述符合地方预期。在这一流动性的传统中，叙事的真实性不取决于某个权威版本，而在于其是否贴合社区共同的文化与环境现实。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马丁·丁特尔（Martin Dinter）认为，《埃涅阿斯纪》融入了演讲和格言等修辞元素，而这些格言是维吉尔修辞的核心，通常作为“文化资本”被摘录、共享并重新利用。在罗马帝国的教育体系中，诗人不仅因修辞技巧被研究，还因其格言的道德和伦理意义受到重视。维吉尔的格言帮助构建了史诗的意识形态，传达作者的世界观，塑造了读者的伦理道德。

　　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教授马库斯·克斯滕（Markus Kersten）分析了卢坎的《公民战争》，认为这部史诗通过聚焦罗马共和国时期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挑战了传统的希腊罗马史诗，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不同于传统史诗中描绘英雄与怪物之间的外部战争，卢坎的叙事深入探讨了罗马社会的内部分裂，凸显了社会秩序的崩溃和战争的负面后果。卢坎的史诗不仅讲述了一场战斗，更深刻地探讨了战争带来的后果及其影响，提供了对人类行为、忠诚、野心和荣誉的深刻反思。

　　希腊帕特雷大学教授梅内拉奥斯·克里斯托普洛斯（Menelaos Christopoulos）分析了古希腊史诗与历史文本如何通过女性角色解释战争冲突的起源，并探讨了史诗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叙述模式。

　　此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教授树林也强调了蒙藏史诗《格萨尔》作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这部史诗从三个方面体现了多民族交流的特点：内容上，展示了蒙古族、藏族、汉族等民族在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等方面的互动；创作手法上，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学技法，彰显蒙藏汉共同创作的特征；传播上，地域广泛、文本众多，各民族的表演形式多样，形成了丰富的异文体系。总之，蒙藏史诗《格萨尔》生动见证了中华史诗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