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历史功绩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学习贯彻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的壮举。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陕甘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新阶段，历经血与火的淬炼，中国共产党人崇高信仰在革命斗争中凝聚升华，熔铸成伟大革命精神——照金精神。照金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照金精神“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的内涵，革命性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重视人事智慧辩证的方法论，真切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范。

　　重视人事的“人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问题。这是源自自然观、天人观的讨论，也是共产党人历史唯物主义与群众观的基础。将正确地认识天地万物与人及社会变化的重要道理，视作人的最高修养，告诫人们应顺应事物时势变化自觉进行变革，是中国思想文化关于人与自然、社会的重要认识。《易传·系辞》肯定天地自然直至人间社会，阐述了天地万物怎样由阴、阳为基调的相互作用发生千姿百态的变化，并且认为阴阳对立的两方面相互交错运行变化，既对立又统一，这是最重要的道理。人顺应这个道理立身处世，才能充分体现人的本性。认为能够深刻了解事物内在本质与变化的重要道理，是品德能力的最高境界。《易传》告诉人们，事物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变化、变革的重要性，由自然界推及社会，告诫人们应顺应事物变化的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实现人生理想目标的道德完善。

　　道家老子在探索世界本原时说，“先天地生”的“道”（《老子》二十五章）产生阴、阳两者，阴、阳两者相互作用产生出复杂的大千世界（《老子》二十四章）。老子之“道”，是真实的存在，万物的产生发育都以它为根本。这样说来，“道”是“有”。“道”又不同于具体的事物，不像具体事物那样可被人感知，所以说“道”也是“无”。“有”“无”对立，统一于“道”。这是对事物规律的概括，已达到科学抽象的水平。《老子》还认为事物发展到极点，则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最终回到原初状态（《老子》四十章）。避免事物向坏的方向转化的办法是“柔弱”的办法，即以自然之理为准则，不强求，也即“无为”。老子“道”论，首先揭示了事物从其产生起就是运行变易的，表明中国哲学从其开始便认为世界本原就是变易的；同时，揭示了事物对立转化规律，认为返本复初是对立转化的结果。

　　儒家与道家同样重视探索世界本源与运行。孔子对正确认识事物，提出了“中”的要求与“叩其两端”“和而不同”的方法，认为“言必有中”“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达到“中”，避免“过”，首先要博采众长，综合分析，得出正确的看法和意见，这就要“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即把握事物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在“和而不同”中，所谓“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所谓“同”，就是同一、同质，就是相同事物的叠加。和而不同就是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孔子把“和而不同”的原则运用于认识论领域，创造了“叩其两端”的认识方法。“和而不同”逐渐成为先秦时期儒家处理文化问题的一种主张，也影响到其他学派和政治领域。

　　儒家的人学思想，深刻而系统。孔子十分看重“义”，将“义”作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儒家价值观中，有修养的人，会将道义视为处事治世的重要原则，传承弘扬道义是人生核心的、高尚的追求。正确的人生是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体现人的社会作用，而不是追求物质利益，即《左传》讲的：“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之为“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一个人或团体的作为，要立德，有思想与制度创新，广泛有利民众；要立功，能够拯救危机、解除困难，有利于整体向好发展；要立言，立论切实简约，作用当下与长远。

　　孟子继承孔子“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儒家“人学”思想，阐述了人的“心”“性”问题。他认为人的“心”“性”，是人区别于万物、作为万物之灵的特殊性。孟子认为人的根本是“心”，如果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就不能称其为人。“恻隐之心”是具备仁爱同情的修养，“羞恶之心”是具备知耻自律的修养，“辞让之心”是具备知止舍让的修养，“是非之心”是具备辨别是非的修养。多方面的“心”——人的自身修养内容构成“性”——人的道德能力。“尽心”则能“知性”，“性”是上天赋予的，知性则知天。在孟子思想中，天、人两者相通，近乎相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认识到了天、人不同，人最大的特点是有“义”，也就是道义。荀子也认识到天人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所以人“能参”。荀子还认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人类可以通过智慧和努力改变自然。以上分析可以这样概括：人内在的“心”和表现出来的“性”相表里、相结合、相促进，使人具有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具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理想信念、具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远大理想、奉献情怀、认知能力、奋斗精神。唐代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观点，认为“天之道”和“人之道”的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精神。北宋的张载鲜明地提出“天人合一”命题，不仅承认天与人相统一，也承认“天道”与“人道”有区别。宋明理学程颢强调“与物同体”，程颐强调“天道”“人道”的同一性，要求人充分遵循客观规律。总的来说，孟子的“心性说”、荀子的“天人之分”论、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的观点、张载的“天人合一”命题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探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闪光之处。

　　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佛学）深入交流融合的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认识论得到新的发展。北宋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不但承认世界的运动变化，而且肯定运动变化的特征是新与旧的更替，是新的更生和旧的灭亡的过程。思想家张载提出“一物两体”（《正蒙·参两篇》）和“有对”的观点。“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正蒙·太和篇》）认为客观现象都是对立相争的，事物的“有对”决定事物的特性，也因为“有对”才有统一，在统一中包含着“有对”。这是张载关于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说，一定程度地将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融合一体。北宋思想家邵雍，把“有对”称为“一分为二”（《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南宋思想家朱熹指出，人们分析事物要从“有对”入手（《朱子语类》，卷九五）。明末清初之际，社会的震荡激发了思想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对“有对”之学有新的发展。王夫之得出事物变化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是“有对”的，“有对”是事物固有的，他得出“动动也”“静也动也”（《张子〈正蒙〉注》，卷一）等结论，进一步从理论上肯定了“万物莫不有对”，事物是运动发展的等真理，并且对《易传·系辞》“道论”有新的理解，认为具体器物多种多样，但“有对”的特征是普遍性的，具体器物无不体现“道”（规律）。于是，王夫之将“有对”的辩证思想与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对”之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关于世界探原求本的“有对”辩证思维，是从现实（自然和社会）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与“有对”相关的是“会通”：“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易传·系辞上》）“会通”就是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即会和疏通异说异义而调和其矛盾，从而明其义旨，正确理解。与“有对”相关的还有“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等。

　　古代仁人志士的“人的心性”“义以为上”“义以为质”“和而不同”“叩其两端”与“穷神知化”等思想观念，如果通过“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去审视，将其反映在照金精神中，就是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体现为西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风格与工作方法。

　　照金精神中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是西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范的真切体现。

　　首先，党组织是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党组织“做革命的火种”，建立“坚强的党的组织”，各级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强，是扎根群众的组织保证。例如，红二十六军和照金芋园游击队、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等建立党委和党组织系统，探索健全组织体系、完善工作机制，保证了党对武装力量和革命力量的领导。

　　其次，始终团结和依靠群众。西北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始终与老百姓一条心，一切工作紧紧依靠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体现了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

　　再者，宣传教育群众凝聚共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以至西北革命根据地斗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引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凝聚共识赢得拥护支持，依靠群众、号召群众、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体现了对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这一指导思想的遵循。

　　其四，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革命斗争中，采取争取、改造、团结的方针，有策略地处理与各方武装力量的关系，争取主动。例如，在陕甘游击队时期，正确处理了与庙湾夏玉山民团的关系，对初创的革命武装力量行动带来便利。红二十六军转战秦岭时，统战关系也发挥了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传承传统思想文化的“天人观”“人学”和“有对”“会通”之学和“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等辩证法思想，在革命斗争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有机统一，不仅真切体现出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范，同时，也在革命实践中获得了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奠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思想基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照金精神研究》（项目编号：23XDJ010）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