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哲有言，“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奠基性贡献”的古典文明，并未因时代久远而失却对当代社会的滋养。这份宝贵财富能为后世知晓，史家的及时记录和理性总结与有荣焉。他们的使命意识与撰史精神，也是古典文明中值得珍视的重要遗产。

　　史学家研究历史、传承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使命意识，在中西古典史学的形成阶段已初见端倪。东汉思想家王充特别强调“知今”与“知古”互为依存，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也积极呼吁增进古今的双向理解。以马克思主义古典学研究的新共识为指导，有利于科学阐发、合理评价古典史家精神与史学成就，奠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知识前提。

　　实录当代以为将来资鉴、研究过往以史为鉴，是史学活动在古今之链上不可分离的两端。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往昔，而生存环境却是“在场”的当下。古典时期的中西史学家，多身居要职。社会实践触动他们担负记录和解释时代的重任，也决定了基于当下回望过去和探究未来的认识立足点。从文化机制与人生价值的角度看，双方的基本观照点有二：一是充分认识到史学是认识历史的根本途径；二是从立德立功立言之别定位历史学家的社会价值。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修昔底德与班固、撒路斯提乌斯和荀悦、西塞罗与刘知幾等，都将史学视为承载历史、涵育文化、臧否善恶的不朽之业。

　　每当社会历史大变动之际，中西古典史家皆主动承担起记录时代和总结历史的使命。司马迁秉承父亲遗志而成不朽通史，超越具体事实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希罗多德记录希腊人和异族人的丰功伟绩，而又特别强调“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修昔底德记载“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荡”，明确指出因古今人性的相似，可以借正确的历史知识“预知未来”。中西古典史家“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多从记录时代功业和英雄人物发端，终以超越一时之兴亡而明因果关系、普遍法则为职志。

　　致用而不违背求真，是中西古典优秀史家一再强调的治史戒律。累代阐述和践行，渐成优良传统。白寿彝撰写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先秦卷，曾专门论述“历史知识的运用”。前两节讲“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疏通知远”，末节则言“直笔、参验、解蔽”。以后见之明来看，司马迁整合以史为鉴、以史为法，将历史整体作为立言对象的宏大追求，还具有学科确立的意义。在理论认识上，宋人吴缜讲“因事实而寓惩劝”、《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论“事迹”始末和是非不明则难以“定褒贬”，顾炎武、姚鼐等人讲文赋多“假设之辞”而不可入史等，都带有明文史之别的目的。在西方古典时期，史学服务社会，与文、哲争胜，同样并未迷失优秀史家的鉴别力和学科戒律意识。证据意识与如实直书成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优秀史家的共同准则。波利比乌斯说真实对于史学的意义犹如双眼之于人。

　　正是基于对致用与求真及其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明确认识，中西古典史家都为学以致用发展出了系统的叙事技艺，也都不谋而合地给致用套上了真实性的锁链。为记录各类人物、事件、制度、风俗等广泛的社会内容，皆创立了多种史书体裁。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缩略本、改编本也不时问世。结构的精心编织与文辞锤炼，同时也被置于形式与内容是否匹配的高度加以审视。而这一切的达成，最终要依赖于史家的公正态度与学术能力。因而，关于史家不偏不倚作史之态度、不畏牺牲之求真精神、研究方法的革新、因果分析能力、学术鉴赏与批评的见识、社会批判的胆识等，尤为中西古典史家所强调。长久积累，遂成“南董之志”“良史”“善序事理”“实录”“直书”“曲笔”“史才三长”“书呆子史家”“谎言之父”等系列范畴。“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并不意味着史家失去社会批判能力。“见盛观衰”“宣汉”而不讳言社会黑暗，宣扬罗马的伟大而不避讳道德的堕落、不忘“鞭挞暴君”，成为中西史家的共同“良心”。

　　司马迁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不必尽同。”今日史家自然深谙“师古”在乎“随时”的道理。将古典史家精神融入当下的史学建设，或可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正视史家的社会职责。自历史学科学化以来，为真而真成为不少学者的一般观念。由此导致专业史学忽视知识普及，学术公共阐释力不足等问题。不同于今日职业化史家，古典时期各史家在生命体验的代入感和以史经世的深刻性上，在“通古今之变化”的历史视野、“究一代之兴废”等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上，尤其值得当代史家正视。

　　第二，以唯物史观推进古典史家精神的创造性转化。瞿林东指出，史学遗产的转化必须弄清两个要素：一是相关观念产生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二是它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融入当今学科建设。对于最能体现中西古典史家精神的若干范畴，也可循着这一思路加以剖析。白寿彝、吴于廑都曾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古典史家在阶级立场、各类中心观上的局限。蒋重跃从“厉王虐”的是非曲折出发分析先秦史官“善恶必书”之“书法”的政治背景，徐松岩揭示西方学者基于民族文化立场抬高修昔底德而贬低希罗多德、色诺芬，也都具有示范性。

　　第三，发扬古典史家的交流互鉴观念与学科综合意识。莫米利亚诺等人研究表明，古希腊史学的起源也有师法东方埃及、波斯等文明遗产之处。古罗马史学更是从虚心学习希腊开始，甚至于它们走向成功的政体奥秘和光辉历程正是由希腊人如波利比乌斯、阿庇安等人所揭示的。在知识结构素养上，劳埃德讲西方古典史家有以史学统一诸学之志，《隋志》也言“无不识也”。治经史之法，本有相通之处；而观念的融会，又常赋予史学以哲学的洞见与历史观的升华。中国史家论“事文义”史学要素的关系处理，也是史家修养的极高要求。

　　深谙古典遗产的汤因比师法修昔底德而成就其文化形态史观，白寿彝光大中国古代的综合体而编纂成巨著《中国通史》。史家深于传统而善加改造，今日史学必将大有作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元6世纪前中西古代史学批评文献辑录与比较研究”（23BZS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