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黑人史学发展时间很长，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其与劳工史、女性史等同样都是美国史学中非常边缘性的学科，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二战后，尤其是20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影响，这类社会下层人群的历史逐渐走入主流史学的视野。同时，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强调对下层民众的历史进行研究。美国社会史随之兴起，黑人史在这一潮流中成为颇具核心意义的领域。其间，马克思主义黑人史研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尤金·吉诺维斯的黑人史研究，不论从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从其学术生涯的影响力而言，在美国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被誉为20世纪后期美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之一。

　　在美国史学界，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黑人史研究，吉诺维斯并不是第一人，早在20世纪上半叶，阿普特克等老左派史家就已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美国黑人史。然而，在新左派史家看来，老左派史家所运用的多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存在机械套用其理论模式的问题，并未做出切合美国历史实际的探讨。作为新左派阵营的吉诺维斯，其黑人史研究中所应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老左派存在较大差别。

　　在吉诺维斯看来，后继者在实践中很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衍生为各种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套用模式。这类倾向直接有损于对美国历史独特性的认识，也有损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解释效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卢卡奇，以及英国史家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人也都极力反对这类倾向，强调重新理解和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美国新左派史家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

　　吉诺维斯以葛兰西、汤普森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作为一体化的整体而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对应社会所属的社会形态，因而相同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具有诸多共性，但是由于其上层建筑因素的实际状况，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相同社会形态又会表现出复杂的特殊性。所以，不能单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去解释某个社会，这会扼杀其历史的特殊性，而要综合考量其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文化、宗教等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和交互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也要关注特定的地理和技术条件下阶级利益和对立方面的历史的形成。

　　在《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南方蓄奴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吉诺维斯认为美国旧南方是奴隶制离散状态下的奴隶社会。他提出，旧南方的社会经济尽管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但其经济基础却是奴隶制经济，其政治倾向基本是反资本主义的，而其意识形态带有西方中世纪封建贵族的性质，在心理上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奴隶制文明，而事实上却是一种“旧文明”。因此，与同时代的拉美或是古代罗马相比，美国旧南方的奴隶制呈现出诸多自身的特点。在其后的著作中，吉诺维斯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了这一“奴隶制社会”的特征。

　　对美国南方社会交织性矛盾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

　　在吉诺维斯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关联性原则，这种关联性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赋予研究对象以灵活性和完整性。他认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必须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特殊性与普遍性、部分与整体的统一。因此，既要认真对待每个民族的经济要素，同时也必须尊重每个民族的传统和历史发展的情感力量，更重要的是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这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及其历史独特性，以及每个社会所体现的人类精神的特殊样态。

　　在吉诺维斯看来，要理解旧南方历史的独特性，就要理解其中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独特性，就必须深入探究他们与非奴隶白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奴隶主和奴隶的命运在历史中是交织在一起的，是美国社会历史整体进程的共同组成部分。他指出美国社会史写作的第一个问题在于一种普遍存在的矛盾性立场——人们倾向于以自己的方式看待奴隶主，而不承认他们对奴隶的依赖；更倾向于从奴隶主的角度来看待奴隶，而不承认奴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摆脱其统治。他强调奴隶制的基础是财产划分的原则，即奴隶主阶级占有奴隶及其财产与劳动成果的原则；从其社会本质上而言，这是一个阶级统治体系，其中一个社会群体依赖他人的劳动为生。这种关系中充满了残酷、不公、剥削、压迫和奴役，同时又将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阶级与族裔交织性的矛盾关系。这种交织性的矛盾关系是美国黑人史研究普遍需要解决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恰恰提供了一把有效能的钥匙。

　　阶级一词的蕴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美国史学发展史上，随着研究重心和范式的变化，其概念内涵也随之发生某些转变。20世纪上半叶，阶级一词多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相关联。二战后，美国新史学研究走向与社会科学的全面合作，社会史与大众文化逐步成为史家研究的中心。美国新左派史家尝试对阶级内涵做出历史的反思，这是美国黑人史研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在汤普森看来，阶级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基于经济基础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是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产物。于是，阶级概念在原有的经济与政治范畴之上又叠加了社会文化的意蕴。受其启发，吉诺维斯在美国黑人史研究中对阶级内涵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发展。

　　吉诺维斯反对以单一的经济因素来定位阶级，他强调阶级的内涵既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也有道德伦理的内容。他试图通过阶级概念的多重含义，来阐释旧南方奴隶制社会相对于其他地区奴隶制的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主从关系上，吉诺维斯将其描述为奴隶主的家长制。他认为奴隶主的家长制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欧洲的中世纪，当欧洲殖民者侵占美洲时，也将家长制带到了这些地方，巴西和美国南部就是奴隶主家长制最为典型的地方。这也是吉诺维斯提出美国旧南方的奴隶主具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家长制一方面将奴隶的非自愿劳动定义为合法地回报其主人，以获得保护和引导；另一方面，主人又将奴隶默认为是与自己同样的人。因此，家长制坚持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具有相互的义务与责任关系，甚至具有一定权利范畴的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旧南方奴隶制下承认奴隶的人性。

　　奴隶主对奴隶的家长制控御又同时表现为一种霸权主义。吉诺维斯从葛兰西那里受到启发，并将其文化霸权理论发展应用到美国旧南方奴隶主和奴隶关系的研究上。他进一步指出，霸权是一种秩序，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凭借其声望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优势地位，从大众那里获得了“自发”式的忠诚，具体表现在家庭关系、法律、道德、习俗、宗教、政治原则上，以及所有社会关系中特别是思想和道德方面。因此，这两个阶级在经济所有制、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不同层面之间的多重联系被吉诺维斯揭示出来，这是其美国黑人史研究始终坚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总之，以尤金·吉诺维斯的研究为代表的美国黑人史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之下形成的美国化尝试。其试图将历史中的多方面因素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探究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存在的多重关联性；强调美国旧南方社会奴隶制的独特属性，从而有效否定了经济决定论及其他片面化的倾向；相对比较合理地处理了美国历史中阶级与族裔相互交织的复杂历史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应对这类多重社会矛盾性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优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ZD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